王勇平直率“反正我信了”难道有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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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2011-08-15 22:34:09

王勇平先生“反正我信了”难道有错吗？

**王勇平的直率反映了公务员的民主素质；

传媒道德卫士的道德问罪，反映了国民社会的专制愚昧**；

临旅游前发生的动车事故，还有一件余波要质问一下满口仁义道德的媒体卫道们，铁路部的发言人王勇平先生，回答你们记者的质问“反正我信了”，错那里了吗？这些媒体卫道士们，当初用违法犯罪的手段道德问罪莫须有的所谓“挟尸要价”到底错在那里，现在明白吗？

关于王勇平先生的话，笔者唯独“反正我信了”的前文，似乎是经王先生批准后才要掩埋损毁车厢的；笔者对此不解；不知道王勇平先生到底是“拯救责任主管”，还是“铁路部主管”，还是“铁路部新闻发言主管”。其间矛盾，王勇平先生是否在职言职，非此处所讨论的内容。但无论王勇平先生是那一个角色，“不管你信了没有，反正我是信了”，有错吗？王勇平不能有自已的心证？

王勇平不能拿主意吗？不能有自已看法吗？如果王勇平先生是拯救队的主管，面对下级请示方案作出权衡，只要王先生不是一个神仙，就肯定有不正确的可能性；而不能因为从即将被掩埋的车厢里救出一个小女孩，就指责王先生的决定是不正确的。那位小女孩能够逃生，的确可喜可贺；那位“抗命”再搜救一次的拯救队员，也的确值得嘉奖，但这就是惩罚王勇平先生的理由吗？

为什么在道德分子的心目中，出现一个好人好事的时侯，他们非要制造另一个坏人坏事，这些道德分子们才会觉得心理平衡呢？那位拯救队员确实是好人，难道王勇平先生就不得不做坏人？王勇平先生有阻止那位进一步搜救的队员吗？？在这些二百五的道德分子的心目中，可能因为王勇平先生是官府中人，道德问罪之，莫须有之，就是他们想象中的“监督政府”了。

王勇平先生是政府吗？当然不是！王勇平先生只不过是在公门中混饭吃的一位普通的中国人！王勇平先生的确是代表了铁道部门回答记者问，但“反正我是信了”顶多是按文革式的传统道德观是“认罪态度不好”；有什么错呢？王勇平先生就算代表了铁道部，不能认为自已无罪？铁道部就非要低头认罪？媒体道德先生们，到底要得到什么呢？反之，是否认罪态度好，铁道部垄断的种种是非，就一笔勾销？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官员疑错，习惯性地道德问罪，非但起不到监督政府行政的作用，而充其量削弱了象王勇平先生这样的公务员，作为独立公务人格的可能性；削弱了他们面对上级官员时的博弈地位。这些官员在暴民型的所谓舆论监督下，不再以在职言职的法律责任负责，而寻求于上级的裙带庇护，而不由自主的在官场上构筑朋党之援。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也。

看重道德认罪的态度，而不注重行政垄断的实质；看似“民主觉醒”的背后，反映的却是中国国民社会在记者媒体中表现出来的愚昧！同样的道德问罪，与基督教的所谓“原罪忏悔”，简直毫无二致。在西方的基督教传统文化中，不是处处显露出东方儒家国学的愚昧影子？在东方国民社会中道德至上的传统文化中，不是与西方的基督教异曲同工？东西方传统文化的共同愚昧点有多少，建议多多关注。

在王勇平先生看似粗鲁（实际上是无可奈何）的“反正我是信了”，体现了民主社会最根本的素质，也体现了中层公务员的民主觉悟；——>心证！他们希望只对职务责任负责！相反媒体道德卫道对王勇平先生的攻击，恰恰反映了“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的专制文化的愚昧！媒体的道德问责，等同于说“铁路部的行政垄断”不可动摇！

媒体卫道的攻击，隐含着“不可能更换铁路道官员的职务，也不可能取缔铁路部垄断”，因此，“铁路部及王先生需要在道德上对公众负责”。民主社会与公有制社会的不同之处，就是公务员只不过是职务办差的，讨不了国民的欢心，大不了一拍屁股就下台，马上成为一个可以胡说八道自由骂街的小百姓。但公有制社会的“公务员”是固定的，甚至是世袭的；不能罢免之，当然就要道德上高标准严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