讼棍现象有害但必须合法，以确保自由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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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2-04-29 20:30:06

对民事原告设置成本门槛，确保自由诉讼不反坐；

受害者利益举证保障被告利益，不会损害原告利益；

法治下讼棍现象与民营法律援助无法区分而且无害；

讼棍现象合法，不禁止也不鼓励；

对民事诉讼的设置立案的成本门槛，原告主张原告举证，被告人仅对原告已经举证的主证（主诉）有反证的义务，以对被告的合理权益的保护。否则任何人都将被任意地起诉，起诉方完全没有成本限制（如立案完全无条件），被告人反而有义务自我举证“没有侵犯对方权益”，就会出现方舟子主诉“韩寒代笔，侵犯了方舟子精神健康”，变成韩寒要证明没有代笔且方舟子不是精神病——>此即责任倒置。

必须保持自由诉讼，就要允许原告有可能主诉错误，而不可能采用“不实反坐”的办法，限制原告的诉讼。原告主诉未必是讼棍的目的，也未必最终得到法律的支持，但原告认为被告侵犯了自已的权益，愿意向法庭主诉，显然是合法的；尽管不一定是胜诉的。（注意其中区别）；但不应得到无条件的资助的，原告主诉也未必是合理的。所以就需要设置一堵成本的门槛，让原告自已衡量是否值得起诉。

但受害者（原告）必须就对方责任和合理性赔偿的理由自行举证，承担举证的成本和风险，并缴纳最起码的诉讼押金，就为“是否诉讼”提供了一堵门槛，却不会损害原告的利益。原因之一是民事案件与刑事案件不同，原告有拒绝现行侵权的能力，在不涉及现行侵权的情况下，原告所诉都是“已经过去”的事件，而着眼于权益的补偿，或不当义务的解除。因此原告最大的损失，是不能挽回已经损失的利益。

其二是纳税人不对民事诉讼作法律援助，但并不禁止民间的法律援助。因此如果原告评估自已的权益主诉胜诉可能性大，而赔偿是值得付诸诉讼的，完全可以从民间借贷（包括私人借贷），民间法律援助，以及与律师合作索赔后分成。后者接近于“讼棍”的业务，但第一即使是讼棍是合法的，其二不支持讼棍殃象并非“道德谴责”，也不是禁止，而是不会从法制和纳税人支付的角度予以支持。

只要法制没有资助原告的诉讼，那么合理的律师合作与职业的讼棍就会无法区分，也是无害的。这也是为什么讼棍现象如同市场有短斤缺两一样，无法与买卖双方的合理议价相区分，因此公权最应该做的，不是什么也不管。总之只要诉讼索偿确实是有利可图的，就不必替原告担心不能支付起诉的成本。因此不存在“八字衙门朝钱开，有理无钱莫进来”——>除非是与利益无关的理，回家自个吵去！

至于说仍然有些人如马家爵，郑民生之辈，可以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他她）看不起我，法院不让我免费告他判死刑，我就杀他们全家……”，这类家伙本来就是神经病！不是民法可以解决的问题。防得住就把他们关到精神病院里，防不住就判他们极刑，实在让他们成功犯了案，公众也只能承认这是个案不具代表性。不可能指望“向这种血酬精神病倾斜，没事找事替疯子出气，牺牲无辜以平息摩擦”。

原告在立案前要支付的成本，首先是自我举证包括聘请律师的投入。其次是法院立案也要收一笔手续费，以支付法院书记（助手）审查案件，以确定是否受理。如果基层法院不受理，（相当于当即判定原告败诉），立案费用也不退还，但原告还可以向上级法院再次上诉。从中世纪开始的习惯，民事小案先从庄园小法院开始诉讼。下级法院可以接审大索赔案件，但上级法院只接审上诉案，或同级行政法诉讼。

如果原告始终认为自已遭受到不公正待遇，但法院又始终觉得这家伙是无事生非，其中矛盾如何解决？现实历史中看是法制设计中的难题。把法院不受理视作预审败诉，实际类同于官司上诉后仍然败诉。所不同的是，就是由法官担了纲，而成了众矢之的，——>人间只有有矛盾，一定是仇恨的火力猛烈的。为了减轻法官的压力，就引入了陪审团制，将罪名成立与否推给陪审团，但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