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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意识被转变成“收税人大脑”.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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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税人意识被转变成“收税人大脑”

标签: 资本主义 纳税人 林语堂 社会主义主人翁 大宪章 财经

目录: 传统文化国民劣根性

时间: 2013-01-21 19:31:32

纳税人意识被转变成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收税人意识”

毛左享受了微薄的特供,但不是“既得利益者”;

举国体制的苏杭现象,消灭了中国的纳税人意识;

中国文人永远只想着“怎么多收税”“多点分配给我”

处于特供边际内的毛左,即体制内的国企和事业单位的特权工人,因为恐惧苏杭现象利益链的枯竭而攻击任何市场经济的改革,利益动机并不复杂。这些以年龄不小的特权工人为特征的老毛左,尽管他们在大饥荒时,的确比饿死的和频临饿死的农民,多分了一点粮食;国进民退的近十年,他们也的确享受了,连退休金也比体制外的同岗位劳动者工薪还要高的,而且一般是免税的退休金!在他们为党和国家“服务”的工作生涯中,所谓为国家作出贡献,差不多就是比贱民多享受了特权之意,但是称之为“既得利益者”是不合适的

这些老一辈的国企工人,今天退休边缘的特权工人,他们目前最有时间和金钱到处旅游花钱,但是与几乎所有中国国民一样,这些老毛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赤贫,他们并没有值得关注的“既得利益”,他们只有对政府财政造成沉重负担的,而且因为苏杭现象必然枯竭的“边际水平的特供待遇”。这些毛左的确象维护私有财产一样,试图维护他们从政府中获得特供的小小特权,就象沙漠中饥渴的路人,守护着一口滴泉,不敢想象这口泉水会很快枯竭。所以这些特供中的毛左没有纳税人意识,相反是满脑子替国家着想的“收税人意识”

毛左们添着或多或少的特供福利,他们感谢党,感谢毛主席,能够坚持毛主义的暴力,从苏杭利益链的源头,从不情愿的被奴役土著和农民身上,掠夺来供养他们的税源,但是他们却丝毫没有感受作为纳税人的压力。只要他们相信政府是万能的,指望这些毛左能够体验税负痛苦,是不可能的。尽管这些特权工人比起体制外所有贱民的处境都好得多,但是他们楞是觉得自已是“弱势群体”。乌有之乡的毛左甚至自认是党国统治所依恃的“基本群众”,因此党国要先向他们特供,保住他们这些狗腿子,这此老头们也报以狗腿子的忠诚

没有挤进特供圈子里的毛左,本质上是怪胎民主派或者怪胎毛左派,两者的差别不大,只不过是同样的利益诉求(政府分红高福利,广得覆盖到他自已),各持不同的主义而求之;而已。如果把觉醒派民按通往奴役之路归为民粹,怪胎民主派和怪胎民毛左,显然是同一个群体。甚至可能同一个人,在一天内就可以变换几次。这种怪胎民粹/毛左,与已经享有特供福利的毛左一样,他们无论是否真的亲身纳过税,反正他们的愿望和期待,完全建立在“国家如何多收点税”,然后为“高福利,多分红”上,换言之照样是一副收税人大脑。

在举国体制的苛捐杂税下,几乎都些不情愿的“纳税光荣”的应税户,中国的私有经济,从来不是在正常纳税中成长的。谁要正当经营还认真纳税,几乎铁打要破产关门。如果不是负债经营,就是一定是偷税漏税!公有制帝国的税收,永远是高得让任何正当经营者破产的程度。如果什么时侯有几个民营企业什么的好象赚了点钱,那是“贪官懒官”多了,不是象王老吉商标跑到嘉多宝手上的“国有资产流失”,就是贪官腐败了,对民营企业有钱赚,张只眼闭只眼。等到清官能员上台,认真收起税来,民营企业除了攀附权贵,别无生路。

国体制苏杭现象,能够卫道到国破家亡,成功之处就在于,他们能够通过号称“向弱者倾斜”的“利益转移”,把整个国家绝大部分国民,从资本主义的纳税人意识,转变成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收税人意识”!在这样一套政治经济体制下,吴邦国同志强调“不能学西方那一套”,至少在苏杭现象退潮前,是千真万确的真知灼见。试问怎么可能在一个统统是“收税人意识”的社会之中,移植一个依靠“大宪章精神”“novotes no tax”的纳税人意识的西方民主政体呢?试问按西方的一人一票普选出来的,是全部国有化,还是茶党

多数人暴政压制了《大宪章》novotes no tax的纳税人意识;革命因为对政府的暴政仍然不满意!

苏杭现象下只考虑“分配,道德”的耗散社会;受害者被视为“剥削穷人,穷地方”的统治者

随着苏杭现象的枯竭,“左右”将融合起来闹革命;明朝的边患和动乱,“改土归流”

狭义法学没有政治偏向,广义法学包括孔儒,马列,和宗教;被哲学化的“显学”之经济学

袁黑明粉通过道德編罪,为体制缺陷洗脱责任;赵高指鹿为马式的文革政治流程

袁黑明粉毛左民粹的东林党遗风;东林党是明代官僚政治体制崩溃后的产物

东林作派是谋求法家暴政的道德发泄;明清君主专制下文字狱的合理性;怪胎民主派和毛左

苏杭现象的利益链之结构失衡,与腐败清廉完全无关;怪胎民粹“普选,一人一票”“反腐败”的神经病

如何摆脱苏杭现象的挟制,是中国任何政策的目标;毛左和怪胎都不愿意结束苏杭现象

纳税人意识被转变成社会主义主人翁的“收税人意识”

毛左享受了微薄的特供,但不是“既得利益者”;

举国体制的苏杭现象,消灭了中国的纳税人意识;

中国文人永远只想着“怎么多收税”“多点分配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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