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多年后遇到一个英国朋友，言谈间说起Samuel Beckett，你竟还依稀记得当年讲义上教授归纳的某个概念，于是故作高深地带出，那鬼佬登时满面崇拜，击掌连声太妙了太妙了，你装逼成功，对着那由衷欢欣的高鼻深目却觉得有点失落，因为人家是悟道的狂喜，你？只是在念经罢了。
Tutor是个英国大叔，光头，不羁地镶着一颗左耳钻，再加上英人惯有的冷面，几乎可以为《杀手代号四十七》代言。这种skinhead形象，亚洲人走夜路时见到极易花容失色，如果擦肩而过时再来一句康桥气质的学院冷笑话，不解而大骇，还以为是wong kong qing chong之类的歧华贱口。一副拽样写着你妈逼呀，胸中丘壑却尽是莎士比亚，如此反差自然不幸沦为我这种无聊人的谈资，三言两语奇人志插花对话，必引得任何同行佳人的娇笑吃吃。其实此人不仅长相不凡，上课时亦花样繁多，用台湾综艺黑话说就是“很有梗”，讲Ben Jonson的喜剧时为展现厕所幽默的永垂不朽，会播屁声如雷的剧场配乐。心中一直以妙人视之，不料此公今日令我触动很大，隐隐有些不识泰山的汗颜。
午后Lecture，他主讲，话题也是Ben Jonson。我昨夜短眠囫囵两个剧本，结果整日都有点神游太虚，一开始只望着早点结束好回去软枕高卧。然后他讲到Jonson跟伊丽莎白时期流行文化的关系，忽宣布：“Let's come to the gimmick of the day!” 我登时回魂。见他取出一把复古曼德林，第一反应还是暗哂“这个梗王”，但不见其有丝毫搞笑的意思，妆容整肃地说这乐器当时流行云云。刚以为只是文物展示，却见他端坐，抱琴，轻拨，一曲古调，闻者如清风拂面，却又被勾出一滴眼泪。幡然领悟了古英格兰民谣被称为air的佳妙，可说与《诗经》里的“十五国风”竞相瑜亮之雅，因为那旋律就在空气里飘忽，开启了一片中世纪的幽深。意犹未尽处，乐声止，众人掌声雷动。Dead-pan惯了的他竟有些忸怩，也没有以冷笑话来化解，只是谦逊称谢，边解释刚才所奏为伊丽莎白时期最流行曲调，边又拿出一枝铜笛和一个小皮鼓（tabor)。我开始有些激动，那小皮鼓铜笛的一人乐队在读过的文艺复兴戏剧里时常出现，向来只能想象而无缘得见，该不会他就要现场敷演？果不其然，他右手提槌，左手很忙地又是挂鼓又是握笛，俨然St Bartholomew Fair的一个卖衣帽的吆喝小贩。笛上调理宫商，每三拍击鼓两次，古英格兰集市的喧闹就这么被点染开，有点小手忙脚乱，一些音韵的不和谐却更助通感(synesthesia)，如见引车卖浆，如嗅尘土飞扬，若无噪声反而没了烟火气，小贩的演奏当然不可能有宫廷乐师般的完美。曲毕，静止两秒，掌声愈烈，我早已瞠目结舌。
这半年我一直在试图发现在英国读英国文学和在新加坡读的根本差别。在新加坡也是受教于英美教授，课程阅读量甚至大大超过约克这样一所以英国文学闻名的大学，刚来月半还由此生了轻视之心，觉得大多英国同学于本国文学之学识，颇不如我。心下也疑惑，为何新加坡这么扎实紧凑的训练却光出知名学者而无大师，英国则鸿儒遍地呢？又数月，渐渐有所感，却难描难画。今朝堂上一曲，终于点破迷津---这，就是差别。
差别就在英国学术上的气度雍容。新加坡虽全盘西式，但地处亚洲，难免受其教育文化之累，恨不得你什么都懂地填鸭，就难免有些气急败坏。成绩看得跟性命一般重，考试前抱佛脚，一考完恨恨地焚书，那些在红牛咖啡作用下强记的文字符号，也在这青烟中冉冉而尽。当人家问你喜不喜欢Samuel Beckett，你一跺脚，咬牙咒这个死鬼，消磨了你似水年华，至于讲义上写的作品中那一抹永恒闪光，讲义上说有那就有吧，根本就无暇去细细品味它。如果多年后遇到一个英国朋友，言谈间说起Samuel Beckett，你竟还依稀记得当年讲义上教授归纳的某个概念，于是故作高深地带出，那鬼佬登时满面崇拜，击掌连声太妙了太妙了，你装逼成功，对着那由衷欢欣的高鼻深目却觉得有点失落，因为人家是悟道的狂喜，你？只是在念经罢了。
这就是亚洲文科教育的吊诡之处，比谁都记得妙处在哪里，却早被剥夺了领略妙处的权利。文科不小心被考试主导的话，会变质成一种训练，只能培养情报科的人才，于海量信息的速记犹为擅长，之后也几乎忘光，果然间谍的优秀品质，这样的间谍，却不会是James Bond。一节讲Thomas More的课，若不只是单记其生平作品，而是揣摩他的心情排一个即兴短剧，看看History of Richard III是在哪一种时代的矛盾下怎么写成的，这么一来虽然少分析了好几本书，但那段历史诡谲的风云却在这简单的模拟间变得有形有质，伸指可触。知识若是财富，这么读书，才像个贵族，那些文字的精气神已在呼吸吐纳之间。而一味地强记，脑中臃肿得积压了一堆知识重点就待何时奇货可居，就是暴发户了。亚洲的文科教育，大多是暴发户式。为何不能把步伐放慢些，授业的东西少些，感受的成分多些，这样说起维多利亚时期，记忆里就不会是工业革命什么一类名词的残渣，而是伦敦灰色的一蓑风雨，报童跑过厚重的黑伞间，马车的轮子下，水花四溅。
但话说回来，在东方国度间，新加坡学术之自由，比中国的情况又是好得多了。若新加坡偏重考试的教育叫做功利，但至少还算在做学术，中国许多大学的文科教育，简直就是充斥着三分市侩七分官僚。中国大学里读外文系，大部分人是为了进外企或留洋，真正对该国文化心怀热爱的人恐怕屈指可数，读中文系的一进来大概是真爱传统文化的，但渐渐发现这样毕业寻不得教职就得乞食东门，于是不务正业地考证做生意去了，此谓市侩。何谓官僚？大学学术腐败，资源分配上，评得到职称的学官优先，于是众师为了几个职称挤破头，量产一些无关痛痒的论文，也无法潜心学术了，倒是于如何利用自己学生来加官晋爵的帝王术上日益精湛，真有上课抚琴的余兴那才是奇哉怪也。这样的教育，连暴发户都不是，只能算是赤贫。再加上中国文科教育常常被政治绑架，一部红楼梦被说是揭露封建大家庭的腐朽，水浒传硬解说成农民革命，言必称官僚封建旧社会，直接把已经赤贫的精神穿了琵琶骨。
英国tutor是真的痴迷那个骑士的年代，所以他学了曼德林而非电吉他，小皮鼓而非架子鼓，这些古典乐器的音质很单纯，像一颗百年巨木长满故事的斑驳树皮，让人一摸就几乎乘风穿越。中国要如何复兴人文学术上的诗礼风度？其实也不难，只要哪一天，哪个教授在讲解李贺时，一袭青衫，端坐箜篌前，铮铮地弹那玉碎凤泣的回响，不十分娴熟，连粗通音律的你都听出错了两个音，但他此时的眉目，有着宗教般的庄严，连那最爱取笑他地中海脱发的学生，都为之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