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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璇>裸婚时代

有的时代并不那么糟糕,很多的幸运儿就此产生;有的时代则坏透了,他们在这上面苦苦支撑着别人的重量,承受着生存的重量,任凭如何努力,也如在囧途一般。裸婚时代,也许是先前多年的折腾(党史称“曲折探索”)导致的民生凋敝,那时的婚姻,裸的只是物;也许是这些年的失衡,这时的婚姻,裸的却是心。

裸婚时代

文/刘步筑(北京大学)

1987年当我的父亲第一次踏上北京的土地时,他像一个农民工一样不知所之。那时他是我外祖父的硕士研究生,来北京进修课程。 两年以后的春节我的父亲与母亲结婚了,父亲在定福庄的北京电建工作,那里在14年后建成了五环路;母亲跑到武汉水利水电大学(今武大工学院)读研。又过两年我出生了,之后的三年我们一家三口住在定福庄的电建职工宿舍,不到十平米的单间,公共厨卫。 我在这样的环境过了十个月,之后被送到吉林度过了我的幼儿期。这段时间,我父亲“停薪留职”(这个词在之后那些年叫做“下岗”),后来他与几个朋友经商罕有成功,而他们的婚姻也几度遭遇危机。和他们同处一个时代的人,有些如西进运动中的淘金者,衣钵满满;有些则过得很不如意,既无安居,也无乐业。 毕竟有一技之长在身,后来我父亲跑到房地产公司做电力结构的工程师,一做就做到了今天。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依托着1997年最后一次福利分房的狂潮弄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否则会怎样呢?一对夫妻,一个是出自赤贫的工人阶层,一个是出自刚刚被正名不久的“臭老九”阶层。没有房,只有两辆自行车,没有钻戒,一场成员全由家人组成的婚礼。对于这一对“新北京人”,这是一场完完全全的裸婚。

那个时候留在北京奋斗的大学毕业生毕竟是人中之才,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也好、在私营/外资企业也罢,或技术出类拔萃,或多才多艺,能够在京城安身立命的居多数。否则会怎样呢?黯然离去、回到老家的人也有很多,当他们与二十年前共同奋斗的同学一同参加聚会时,还是会不免唏嘘。 95年我回到北京之后,00年福利分房入住之前,我家在北京举家迁徙四次,他们带着很简易的家居、为数不多的书、还有一些衣物,和一个现在还摆在一栋房子里的9寸电视,在整个城市漂泊。那是我们对未来的生活是充满憧憬的,在颠沛流离中期盼着一个安稳的住处。如今的裸婚一族怎么样?他们没有福利分房的好事,在那种没有盼头的生活中漂泊。 现在这些“新北京人”,即便有理想主义的支撑,即便心怀大志,大都也会渐渐被地铁1、5、13号线的拥挤消磨,也会在9字头的公交车上和汗味熏在一起,也会在生存的大山下被压得变形。这些裸婚的人,即使这个梦想只是拥有一个孩子、在北京有个家。但是就在这每天早晨和傍晚那上下班的高峰之中,他们幸福渐行渐远。 而他们生活在一个更糟糕的环境之下,小两口与别人合租在憋屈的小屋,除了双人床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临着街,旁边是混乱的市场或垃圾场。老房子的墙掉漆、又漏水,加之无所不在的飞虫蟑螂。你和你合租的人可能很不融洽,房东也经常跑过来催钱,甚至一年几次的涨房租,同时几经搬迁。这并不是在描述别人,而是我和小乔这两年以及成为合法夫妻之前的生活形态。 每一个时代都是裸婚时代,社会是一个平台,那些奔放着理想的人、或者那些想安安稳稳过日子的人在这上面书写自己的人生。有的时代并不那么糟糕,很多的幸运儿就此产生;有的时代则坏透了,他们在这上面苦苦支撑着别人的重量,承受着生存的重量,任凭如何努力,也如在囧途一般。裸婚时代,也许是先前多年的折腾(党史称“曲折探索”)导致的民生凋敝,那时的婚姻,裸的只是物;也许是这些年的失衡,这时的婚姻,裸的却是心。

裸婚时代,不需要那样一部傻逼的电视剧表达,你在大街上,在最繁忙的公交线路上,在地铁里,在中午的金融界、CBD、中关村,看着那些心灵疲惫的人;你去1号线、5号线和13号线的尽头看一看,那些曾经人迹罕至的地方,那些人蚁居的地方。这是这个时代的注脚,也将是这些人垂头丧气地回到老家时,并不美好的回忆。

(采编:陈轩 责编:陈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