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文化的形成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但是，在短短几十年里，共产党依靠超乎寻常的宣传灌输和触及灵魂的血腥实践把党文化在中国建立起来了，其成熟的标志就是党文化的思维从被动接受最终演变成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一旦习惯变成自然，党文化成为人们生命的一部分，也就很难感觉是外在的灌输，而相信是来源于自己的心灵深处。党文化思维成为了我们民族的“本性”。有的民族喜欢思考，有的民族喜欢音乐，有的民族喜欢创新，各个民族的各种思维方式，可能千差万别，但都是出自基本的人性。而我们被共产党强加的“本性”却非出自人性，而是党性。党文化变异了我们的民族，造成人与人交往见面有戒心，语言中充满斗的意识；在文学、艺术创作上习惯性地离不开党；在生活中对于不符合党观念的想法感到有危险；习惯性地讲党八股话；混淆党与政府、党与国家和党与民族的概念，等等。
这种党文化思维在全社会习惯成自然，形成了一股影响到思维、语言、行为等方方面面的“习惯势力”。我们看到，即使共产党的组织解体，但党文化所形成的“习惯性思维”不能化解，那么未来的中国仍会是一个没有共产党但却带有深重共产党阴影的社会。如果我们的思维、话语以及行为中的党文化“习惯”不能得以清理，它还将影响我们的是非判断、信息分析与决策，我们仍然可能互相戒备、仍然会去掠夺自然战天斗地、仍然会觉得国际上“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等等。这就好比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即使发动机熄火，它仍可以顺着惯性滑行相当远的距离。因此在本系列的最后一章，清理一下党文化中的习惯性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
中国人自古淳朴好客。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是，在今天的中国，如果一个陌生人对你亲切，你想到的可能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揣摩他是不是图谋不轨；看见有人带着小孩寻求帮助，你也许会猜测那孩子是不是用来坑蒙拐骗的“托儿”；人在路边招呼你去帮个忙，你会警惕是不是附近藏着他的同伙，正等著傻瓜自投罗网。
相反，中国人到了西方，最大的感受之一就是人的友好。走在路上，不认识的人也会对你微笑，跟你打招呼；要是车子坏了，常常有人停下来问你要不要帮助；如果你有小孩在身边，人们更是要踊跃伸手。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是古人心中的礼仪之邦。今天为何在文明礼仪的故乡，反而不见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充满了戒心呢？这种戒心还不仅仅限于陌生人。上下级、邻里、同事、甚至于亲朋好友之间，也常常存在防范心理。酒桌上的觥筹交错和“推心置腹”，掩不住背后看透世态炎凉后那颗自我保护的对他人的戒心。
可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座警戒森严的城池。互相间的戒心成了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正常社会的人并非完全没有戒心，看到鬼鬼祟祟的人，有戒心是无可厚非的。而中国人目前的戒心并非来自对方传递的信息，戒心不是因为对方，而是看到人就自己产生戒心，上来就假定对方有不好的企图。人人见面有戒心，时刻防备他人，这不是人的正常状态。有人说中国人活得真累。确实如此。
人都单纯过，相信过，真心付出过。但在那一幕幕潮起潮落的运动中，或者自己整过人，或者被人整过，或者今天整别人，明天又被别人整，或者看到别人整别人，或者看到别人被别人整，或者昨天挨人整，今天整他的人又挨他整……中共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整人的斗争史。
中国民间代代相承，靠宗族自治维系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中共的斗争哲学硬生生把这个关系撕裂了，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社会地位来划分的阶级（群体）对立关系。人们开始用敌视的目光审视周围的人，用共产党的暴力手段来对付不同意见的人。党性、兽性、阶级性代替了人性，专政代替了关爱，敌意代替了友善，警惕代替了信任。人们被随时要求防范所谓“敌人”的“渗透”、“攻击”和“反扑”，由此既担负了防范“敌人”的义务，同时也产生了必须警惕“敌人”伤害自己切身利益的担心。在不相信道德、不相信神明、不相信天理的社会里，似乎只有用最大的恶意去揣测别人，去提防别人，才可能换来一点安全感。长期下来，这种敌视防范心理就成了人们潜意识里的习惯性想法，戒备别人成了社会的常态。群体戒心可以说是传统信仰和道德被摧毁以及中共灌输阶级斗争观念的一种必然结果。
烘托整人闹剧的是种种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特务、告密、打小报告、检举、揭发、倒戈、两面派、墙头草、划清界限、大“义”灭亲、夫妻反目、父子相残，邻里成仇、师生相斗、隔墙有耳等等。留心眼成为了人们求生的本能。
(大纪元插图)
如果说人整人造成的戒心还有丝丝裂缝的话，中共社会从上到下的谎言则把那些裂缝都堵上了。在心理学上发现，一个人如果在真心信任的时候遭到欺骗，会造成强烈的情感伤害。越是真诚过，伤害后会反弹越激烈，越会表现出强烈的戒心，甚至走向极端，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中国人当初曾经对中共盲信盲从过，但中共的种种出尔反尔，参与者的种种丑陋，受害者的残酷磨难，给人们留下了太多太多的心灵创伤。一次次的被骗被迫害，人们本能地形成了防备别人的心态。人们不敢再相信任何人，凡事先设想别人有问题，让自己警惕起来，以求生存的安全。
戒心让人不相信别人，怀疑一切。戒心成为习惯后，又会反过来自我强化。也就是说，“不相信”会造成更多更深的戒心。
《列子》中讲了一个“疑邻窃斧”的故事。有一个人丢了斧子，他怀疑是被邻居的儿子偷去的。于是他仔细观察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说话的样子象偷了斧子，脸上的表情、动作举止，没有一样不像偷了自己的斧子。后来直到这个人找到了自己的斧子，此时再看邻居的儿子，觉得他走路、说话、表情等一点也不像偷了自己斧子的样子。
中共给我们培养出一种习惯性的思维：首先人人都不可信，这世界上就没有好人，然后再为这个预设的立场搜集证据。此时我们就像那个丢了斧子的人一样，看别人无论怎么看都不能相信。党文化是一种怀疑文化，“怀疑一切”被作为人们思维和交往的指导思想，提倡鼓励人人相互戒备。马克思在接受大女儿燕妮的采访时的回答可以说是党文化的三昧：“对幸福的理解——斗争；喜爱的颜色——红色；喜爱的座右铭——怀疑一切。”
党文化三昧(大纪元插图)
斗争和谎言还只是表面上形成戒心的因素。往党文化建立过程的深层次上挖掘，更能看到戒心是如何造成的。中共摧毁了传统信仰，否定了传统文化，灌输斗争哲学，宣传马恩列斯毛伟大。在一切原有的信仰和中共的造神运动破灭后，带给人的是什么也不相信的心理创伤。这一切造成了今天人们抹不去的重重戒心。
也许有的人认为自己没有经历过那些运动，现在也好像没有跟以前一样讲阶级斗争了。但事实上，造成人们习惯性戒心的社会机制仍然存在，每个社会成员都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
在中共的喉舌媒体中，人们仍然可以随时看到“清醒认识”、“严密防范”、“高度戒备”、“严厉打击”、“反华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克服麻痹大意思想”等等字眼，时时激发人们的斗争心态。
现在的父母也用自己经历的政治运动的教训，谆谆教导年轻一代随时警惕小心，让这种戒心思维代代“承传”著。朋友之间也往往会忠告和提醒：“你对某某人要提防一点”，让防备的记忆时时更新，戒心效应在生活中时时处处被放大。
中共所灌输的互相检举、揭发打小报告的告密文化，到现在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更加精致周密。孩子们从上小学幼儿园开始，就被鼓励从告密行为中获得好处。大学里为了入党和分配好工作，学生们用告密的方式向辅导员“要求进步”，搞好关系。工作单位里在私下骂领导最凶的却往往是领导安插来让手下放松警惕、敞开心扉说实话的探子。
中共的党组织无处不在，无所不管。从报章杂志到互联网，从学习、工作到生活，处处控制、操纵着社会。人们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视之下。中共对六四的镇压、对上访人士的抓捕、对异议人士的打压、对信仰团体的迫害，说明中共的阶级斗争思想仍然无时不在地运作著。尤其是对法轮功镇压中采用的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全民动员、人人过关、人人表态，与文革有什么两样呢？
中共权力系统谎言和腐败的示范效应，大大加剧了社会道德水准的整体下滑，而这种全社会的道德下滑又更促使人们使用戒心思维。这种人人互相戒备的党文化深深渗入到老百姓的心里，反映在思维和行为上，就是时时防范著别人，时时揣测著别人的“居心”，时时担心被别人“利用”。一位华人经理几年前到中国考察，回来后感慨地说：“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极为复杂，人们没有信用和道德，对于任何人而言，什么事情都不可以相信，人与人之间充满了尔虞我诈，政府不相信人民，人民也不相信政府，法律得不到执行。”这样的社会状态，对这个国家来说会是好事吗？
一个习惯形成的过程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是被外力强加的不自愿阶段，第二是不断强化而形成条件反射的自觉阶段，第三是充分内化的本能式习惯性反应阶段。中国人的整体戒心最早是被中共强行灌输和煽动的，然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强化，到今天，人们的戒心已经充分本能化、自动化，不需要监督，也不需要意志努力，而是自然而然的习惯性思维状态了。
人人见面有戒心的党文化思维使中国人活得极其沉重。戒心可能会使人得到暂时的自保甚至好处，但是长远来看，本来可以坦诚相处、相互信任、过得轻轻松松的生活就变得高度戒备、提心吊胆、事事防备。人人见面有戒心造成人人为近敌，连自己身边最亲近的人都不敢完全相信依靠。长此以往，生活质量大大下降，生活中难以享受信任和轻松带来的快乐，精神病症和其他心理疾病的比例大大增高。据精神病学专家估算，中国目前至少有一亿人患有各类精神障碍疾病。
(大纪元插图)
在战场上保持警觉是正常的，但在日常中时刻情绪紧绷，防卫别人，这就不是正常人的生活了。“人人见面有戒心”的情况并不存在于正常社会。在许多国家，整个社会鼓励言而有信的品德，人与人之间无须相互琢磨，不用费劲去打听别人的德行，人际关系非常简单，做人要轻松得多，每个人都可以从中享受很大的好处。
戒心思维也使中国人之间合作难、矛盾多。对整个社会而言，这样的戒心成本恐怕难以计算。
戒心让人们什么也不相信，当然也就不会相信中共体制外的一切，连事情本来的面目也不相信了。当中共扭曲掩盖的事实真相被揭露与还原时，人们会持怀疑、不相信的态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让中共的造假宣传、操控和欺骗民意得逞。
戒备心理对中国的国际关系也构成了障碍。中共煽动的戒心和仇外心理，不仅使别国难以产生信任感，也无法使自己真正走入世界舞台。带着这样一种有色眼镜，把别人都看成“反华势力”，如何去正确解读别人的信息，如何与世界各国合作呢？
人们可能觉得，我不防备别人，不自我保护，别人不把我当傻子欺负吗？的确，谁愿意甘当第一个放弃戒心的人呢？有人用踮脚尖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大家都踮着脚尖看戏，都很累，如果大家一起放下脚尖来，都会变得轻松而且能更好地看戏。可是，谁也不相信谁，我放下脚尖了，别人不放，就我看不到，这不亏大了吗？
从党文化中去寻找答案，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人见面有戒心”的状态就是党文化造成的。只有解体中共，才能清除造成戒心的大环境。人们免于来自共产党的打击和迫害之后，才能有信仰自由，才能逐渐恢复仁义礼智信等等中国传统观念。这样自然就会有人愿意选择放下脚尖，他们善待他人、诚实守信的行为又能带动整个社会道德的提升，从而回归正常社会状态。
2001年，中国大陆一位语言学家在年轻人中做过一个流行语调查，在前十名流行语中，“恶心”、“白痴”、“变态”等具有强烈攻击性的词语赫然位列其中，高居第二位的竟是“去死吧”。
争斗性的语言不仅存在于青少年亚文化当中。如今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弥漫着这种语言。比如，文化衫上写“别惹我，烦着呢”；歌词鼓动“该出手时就出手”；书名叫“中国可以说不”；几万球迷在足球场上有节奏地齐声高骂：“傻×”；“你有病啊？！”“你吃错药了？！”“你大脑进水了？！”之类的话更是到处都可以听到。
日常生活中，很多人都亲身遇到过这样的事情：谈论问题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打击别人，把别人不好的地方挑出来讲，把事情搞黄。话中含刺，语言尖锐刻薄，富有攻击性，不顾及别人的感受。遇事不是心平气和讲道理，而是先争一口气，对别人的不同观点有时想都不想，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反对一通才觉得过瘾。这种在语言中不知不觉流露出来的斗的意识，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在公共场所购票，在那排著队，可能不知哪个时候突然上来一些插队的人。如果你说，“请你排一下队”。很可能别人会狠狠瞪你一眼，冷不丁来一句：“关你屁事！神经病！”在大街上走路，不小心碰到别人，刚想要道歉，一句高分贝的话已经过来了：“没长眼睛啊？”看两人闹矛盾的时候，旁边的人有时不但不解劝，反倒火上浇油：“跟他干!”朋友之间开玩笑都会说：“待会搞死你！”
家长教育孩子，语言更是生冷不忌，夹枪带棒。“早就告诉你，放学第一件事就是写作业。现在好了吧，作业写不完，看老师明天不收拾你！”“你看看人家×××，每次都比你强。”“哭！就知道哭！哭也没人帮你！”“让你不听话，等你考完试咱们算总账！”“你等著，看我不揍你！”“小兔崽子，治不了别人我还治不了你！”
台湾朋友发现，中国大陆人说话，往往习惯于用反问句，而且语气很冲。“怎么连这都不知道？”“你自己不会看哪？！”“没看我正忙着吗？！”“谁说的？！”“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早干什么去了？！”“哪有你这样的？！”这种说话方式带有强烈的火药味和责备别人的意味，暗示对方“笨”、“不正常”，并且因为使用了反诘句而语气更强。
争斗性的语言普及到这种地步，以至于一些大众文艺形式都以语言攻讦为重要内容。近年来流行的很多小品的主要内容就是男女演员的互相攻击、挤兑，侃爷、贫嘴成为小说、电影、电视剧里受青睐的角色，很多作家把尖刻当成深刻，网络论坛更是刻毒语言的天下。农民、穷人、残疾人、相貌丑的人、教育程度低的人，等等，都成为人们攻击挖苦的对象。
在这种比赛刻薄的社会气氛下，中国大陆风靡一时的“超级女声”评委对年轻的女选手说出这样的话：“跑调了！你真不知道你跑调了吗？”“你连基本的音乐素质都不具备！”“把民歌都给糟蹋了。”“你唱歌和你说话一样做作。”“好好学习，前途无量；要想唱歌，死路一条。”“别吓著后面的选手了。”“别人唱歌是偶尔跑调，你唱歌是偶尔不跑调！”“花钱学声乐在你有些浪费。”“你年纪不大，却好像怨妇一样！”这种话直接打击人的自尊心，对人没有起码的尊重，却堂而皇之地在电视上对几亿观众播出，而人们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甚至对此津津乐道。
中国人的这种争斗意识不光表现在争斗性的语言上。在一般的语言里，也充斥着斗的意识。人们讨论问题的时候，往往不是以建设性的态度、从共同把事情做好的基点出发正面立论，而是反面立论，这不对、那不行，反正别人没有自己聪明，就算本人对该怎么做一样没谱儿，也要表现自己的“高屋建瓴”、“深谋远虑”，显得比别人强。
老一辈中国人受到党文化的长期浸泡，年轻人从小就在这个环境中长大，大家都以为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话的，并不觉得这么说话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好。其实，中国古人讲究温文尔雅的礼教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信奉的是“仁义礼智信”的做人准则，讲究的是“温良恭俭让”的处事态度，说话的态度和方式与今天的人大相径庭。在西方国家，人们的语言和行为受宗教、道德、法律和职业伦理的强有力的约束，争斗性的语言被限制在法庭、候选人辩论等有限的场合，在日常生活中，人们说话谦恭礼让，整个社会处在很和顺的状态。全民人人语言中都带有斗的意识，而且是强烈的斗的意识，这种现象是中共党文化的独特产物。
与“人人见面有戒心”一样，“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也是中共的斗争哲学和斗争实践的产物。在中共眼里，暴力是一种值得肯定的品格。中共的斗争哲学，通过教科书、影视作品、文艺节目、歌曲、小人书等等，潜移默化地进入一代代中国人的头脑和心灵中。人的行为是由思想决定的，如果思想中被灌输的都是暴力、仇恨的东西，人的语言和行动所反映出来的也必然是暴力和仇恨。所以，中国人语言中的争斗意识，是中共的暴力哲学、暴力文化和暴力实践在中国人内心形成的本能反应。在近几十年的生活和教育中，不管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中，人们受到了太多斗争的熏陶，其后遗症是不言而喻的。
在那七、八年来一次的政治运动中，处处充斥着暴力语言。在中共的媒体上，人们最常看到是“批判”、“斗争”、“打倒”、“砸烂”、“横扫”、“牛鬼蛇神”等等攻击性极强的语言。这种暴力语言在报纸的社论、评论、批判文章中尤为多见。譬如什么“斩断×××的魔爪”,“谁敢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就砸烂他的脊骨”,“××决没有好下场”，“油炸、火烧、剥皮抽筋”,“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等等，都是那种充满暴力、威胁、恫吓、火药味的词汇。这种暴力语言充分适应了专权者恫吓大众、制造恐惧、培养顺民的需要，充斥媒体、文件、教科书、文艺作品，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方式。
在中共发动的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人们争斗的恶习被充分调动起来。那些最恶毒、最不择手段攻击别人、诬蔑陷害别人的人，最善于给他人罗织罪名、上纲上线、在背后泼脏水的人，经常得到领导和“组织”的重用，飞黄腾达；而那些被诬蔑、被攻击而却无法辩解的人则往往结局悲惨。为了避免这种被动挨整的境地，人们努力打造自己的语言本领，让自己变得伶牙俐齿，随时可以迅速反击别人。到了今天，无理争三分，谁嗓门大就是本事，已经成了人们潜意识的本能反应。
语言中的争斗意识反映了党文化中人的深刻不安全感。在正常的人类社会中，人们信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对别人不使坏心，也不用时刻提防别人，心里笃定踏实，更不用在语言上跟别人争斗。而党文化造成了人时刻担心自己挨欺负、吃亏，因此要通过在实际上或者言语上胜过别人来给自己赢得安全感。中共宣传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弱势者只能处在食物链的低端被别的动物捕食，而处于食物链高端的强者才最有安全感。这种思想将原本和谐的人际关系变成斗争关系，在斗争中是否获胜成为人自我评估安全感的重要指标。于是在今天的生活中，人们把说得过别人当作自己反应敏捷，聪明才智胜过对方的表现，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比别人强，过后心里沾沾自喜。
或许很多人以为斗争的历史已经过去。但是，人的思维方式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另一方面，语言系统有稳定性的特点。形成了的话语系统会通过年轻一代的语言习得而成为他们的话语习惯。换句话说，小孩学说话的过程，就是学习一种话语方式的过程，同时也是学习一种思维方式的过程。家长、老师和全社会在长期政治斗争中形成的斗争心态，会以另外一种变体在年轻一代身上呈现出来。现在的孩子小小年纪就斗富比阔、瞧不起穷人、嫉妒心强，都是一种争斗心的表现。我们深入思考就会发现，“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在中共统治的几十年历史中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可以把争斗语言大致分成如下几类：
恃强凌弱型：
例一：“无怪乎，最近出现了左派、右派齐喊造反的怪现象。老实告诉你们，珍珠不容鱼目来混杂。我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1966年）
例二：“我是公务员，打他又怎样，打伤了给他十万，打死了给他二十万。”（2004年重庆万州发生数万人的大规模冲突事件，起因是一个自称“公务员”的人殴打一个不小心用扁担碰到他妻子的民工。这句话是引发冲突的重要导火索。）
例三：“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了？”（2005年底何祚庥接受媒体采访，谈到中国矿难频发的问题时说的话。）
其他例子包括“把台湾炸为焦土”等等。这类话反映了典型的恃强凌弱心态。
妒火中烧型：
例如：“无产阶级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将得到的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这句话反映了典型的流氓无产者心态：把世界闹得天翻地覆，“无产者”才能浑水摸鱼，一夜暴富。）
更多例子：“有什么了不起的？！”（意思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多新鲜哪？！”（毫不新鲜）“谁家过年不吃顿饺子？”（别人遇到好事或者取得成绩，只相当于过年改善生活，稀松平常，没什么值得羡慕的）“就你行！”（意思是“没什么好显摆的”，“其实我比你更行”。）
针锋相对型：
例如：“你不打他就不倒”；“东风吹，战鼓擂，这个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我跟丫死磕！”“跟我斗？没你好果子吃！”等等。
自贬贬人型（恶者反守为攻）：
使用这种话语策略的人，先把自己（或者所有人）说得一钱不值，然而开始放手打击对方，而不担心对方反击。这种策略的微妙之处在于，说话者占据了道德至低点，反而相当于占据了话语权的制高点。
例如，有人用普世的道德准则来批评中共时，中共往往辩解说，“在阶级社会中，道德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潜台词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道德、人权、宗教信仰、新闻自由都是‘虚伪的’，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既然都是虚伪的，那就别怪中共所谓‘社会主义道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自由’为共产党统治服务了。”
又如“我是流氓我怕谁？”等。
损人不利己型：
共产党的斗争哲学发展到登峰造极地步之后，产生了一种“鱼死网破”、“同归于尽”的病态心理。
例一：“原子弹（战争）现在没有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九亿人口剩九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消灭，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毛泽东）
例二：“无论如何，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我们宁肯要这整个世界甚至整个地球与我们党共存亡也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现在不是有什么‘核捆绑’理论吗？就是说核武器把整个世界的安全捆绑在一起，要死大家一块死。”（迟浩田《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
又如“我不好过也让你好过不了”，“我死也不让你活着”等。
破罐子破摔型：
这种争斗性语言体现了一种极不理性的、跟自己过不去的心态。说这种话的人被一种“盲目地斗”的意识支配，不管坚持的是什么，也不管坚持的东西多么荒谬、错误、没有意义，不撞南墙不回头，不见棺材不落泪，表现出一种极不理性、对自己不负责任的态度。
例一：“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毛泽东）
更多例子：“我就这样了”，“你能把我怎么样？”，等等。
从上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随着共产党统治策略的变化，人们的言谈话语方式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其中“斗的意识”是一脉相承的。
需要强调的是，坦白直率的语言中不一定含有斗的意识，俗话说“忠言逆耳利于行”，善意的语言乍一听也可能是不入耳的。问题的关键在于，人们说话时是抱着与人为善的态度，还是存心找茬、拆台、挑衅、有意无意打击别人、贬低别人、抬高自己。
争斗语言伤人心。中国谚语说“话能开心锁”，可是充满了斗的意识的语言可以给人的心灵造成严重伤害，开启了人际争端，这种语言不但不能打开心锁，反而结下不少难解的心结。2006年北京一项研究报告显示，教师使用语言暴力是一个普遍现象。72％的被调查初中生表示，老师使用的不文明语言对其造成了心理伤害。在另一项报告里，81.45％的被访小学生认为校园“语言伤害”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语言暴力在一定时候，很容易转化为行动暴力。因为语言的争斗，人与人之间没有矛盾会产生矛盾，小小问题可以闹出人命来。2005年，一个北京的警察到山西太原，在红绿灯前和一个太原的警察拌了几句嘴，这个太原的警察觉得咽不下这口气，竟然找了一些人，将这个北京的警察活活打死。山东济宁市一个十四岁的少年，仅仅因为一个网民的网名不合己意就与对方在网上展开恶骂，后来对方换了一个女孩子的网名与其交谈，套出其正在上网的网吧地址，然后赶到将其一刀砍死。
争斗语言诱导人们用斗争哲学的眼光看待问题。语言是人思维的工具，习惯性的带有斗的意识的语言诱导人们用“斗”的思路去解决问题。这就好像一个人本来想找刨子做木匠活，可是找来找去只找到一把斧子，于是只好改劈柴了。现在的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跟语言中斗的意识关系很大。比如，领导对下属颐指气使，动不动就是“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下属不服管，心里想的是“看你能把我怎么样？”随之而来的，就是彼此间的争来斗去。
在政治和外交场合，这种斗的意识反映更为明显，后果也更加恶劣。2003年5月19日世界卫生大会的会场外，台湾媒体问：“你听到台湾二千万人（加入世界卫生组织）的需要吗？”中共驻联合国代表沙祖康用不屑的口气说：“早就给拒绝了！”并以傲慢的口气说：“谁理你们！”也是这个沙祖康，在被问及为什么法轮功学员被关在精神病院注射伤害神经药物时，毫不掩饰地回答，“他们活该”。
(大纪元插图)
被称为“红卫兵外长”的李肇星回答记者提问时态度蛮横无礼是出了名的。一次一位西方记者问起邓小平的身体状况，李答：“他身体很好。”记者又问：“邓小平是在家还是在医院拥有这样良好的健康状况？”李回答：“一个具有普通常识的人是会知道身体健康的人应该住在哪里的。我不知道您在身体好的时候是否住在医院里。”记者的提问并不刁钻，完全可以不失外交风度地正面回答，可是李外长斗的意识根深蒂固，随时都要表现出来。再如，邓小平说，“学生娃不听话，一个机枪连就解决了。”江泽民说，“我就不信共产党战胜不了法轮功。”这些都是共产党的斗争、暴力、镇压的习惯性思维在语言上的反映。
争斗性的话语习惯使人无法心平气和地接受信息、理性公允地探讨问题，讨论时使人一味追求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没有从善如流的听德，更没有知错就改的雅量。
争斗性的说话方式一旦开始，必然不断恶化，就像人常吃味道重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口味会越来越重。强烈的语言用久了，人们会觉得不够劲儿，必然去寻找、制造更富刺激性的语言。在这种环境中日复一日，人们必然变得更为麻木。
一个真诚、善良、宽容、自信的人，不会动不动就喊打喊杀，更不会非要在语言上压倒对方，放狠话、讲歪理，千方百计在语言上挤兑别人，让对方尴尬难堪，从而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争斗语言的背后，是中共斗争哲学造成的一种混合著自大和自卑的扭曲心态和畸形人格。
在正常的人类社会里，人们对待同等地位的人彬彬有礼；对待比自己弱小或不幸的人，讲话尽量和气温婉，好言安慰；夫妻相处时相敬如宾，教育儿童时循循善诱；讲道理时就事论事、冷静理智，错了也会坦率承认。君子风度的后面，是平和自信、与人为善的健康心态。
清除语言中斗的意识，仅靠语言上的努力无法解决问题，我们需要从根本上改变党文化的斗争思维。
2005年11月13日，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爆炸，松花江被大量有毒致癌的苯化合物污染，在污染物沿松花江扩散、下游急需尽早采取防范措施的时候，中共当局却对民众连续隐瞒消息将近十天才承认发生灾情。然而就在当月底，黑龙江电视台用三天时间组织创作了一台大型特别节目《水之情》。据报导，特别节目“连夜投入制作，表演唱《清泉滚滚八方来》、相声《社区见闻》、歌曲《我想告诉你》等六个节目为专门创作……通过独唱、表演唱、舞蹈、相声、小品等多种艺术形式，反映省委省政府在处理突发性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统筹全局、以人为本、情系百姓的执政能力……”
这种把灾难当作喜庆，把受灾民众作配角，中共当作主角的创作思维习惯，在任何一个正常社会的人看起来都怪异得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中共治下的中国人却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这种创作习惯性思维不仅体现在文艺作品创作上，也体现在报刊、广播的新闻“创意”中。如上述污染灾难发生后，黑龙江省级重点新闻网站——东北网——接续的相关报导是“中小学生利用停水后的假期充实知识”、“哈尔滨市社区干部舍小家为大家停水期间见真情”、“武警黄金总队为老年公寓送水”、“停水日，没有一家医院的食堂减少粥和汤类供给”、“哈尔滨道里开通专线保证残疾人生活用水”……总而言之，“形势一片大好”，甚至比没有受灾更好，目的是反映出“省委省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能力”。
在哈尔滨市停水四天后、供水恢复的第一天，黑龙江省长当众作秀喝了第一口水，新华网的记者颇有“创意”，特别描绘了普通民众创作的诗歌称颂党，以表白赞美是百姓自发的。在报导《黑龙江省长喝第一口水，百姓作诗赞》中黑龙江省长喝水前称“不是我说话算数，是共产党说话算数，人民政府说话算数”，一句话就点出了省长喝水的用意，似乎先前那个隐瞒灾情的政府不在中共领导之下。省长喝水后马上有普通市民作诗一首点题：“斟上一杯放心水，心中感到格外美；党送温暖家家乐，百姓心里放光辉”。报导结尾说“挤满人的小屋里立即响起了一片欢笑声，四天来松花江水污染的阴霾在阵阵欢笑声中一散而尽。”一场关系上千万民众生命的特大污染灾难就这样“一散而尽”了。结论是民众受灾，多亏“党”的拯救帮助。
这种党文化中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种种复杂形成原因和形形色色的表现特点。但是就创作思维过程而言，没有无处不在的党的影响，就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
中共公开宣称文艺要为政治服务，并利用层层的宣传机构和组织来保证这种服务，所以，创作的出发点就决定了文艺是党文化的宣传品；同时，文艺创作要求体验生活和表现生活，而生活中早已充满了党文化，体验和要表达的内容就是在党文化中打转转；而对于创作者而言，他们本身也深受党文化思维和理论的影响，就会按照党的要求和思想去寻找灵感；更重要的是，党控制了创作者和其一家人的饭碗、住房、看病和前途，就会强制作者在违背意愿和良心的情况下，麻木自己，迎合中共，长期下来便成习惯。于是，从动机到内容到作者的思维，都严严实实地罩在党文化的帷幔之下，创作便离不开党了。
就作品创作动机而言，相当一部分是直接出于为党歌功颂德的目的。受中共扭曲的历史和党文化“社会发展史”的影响，很多人是自己受了蒙蔽而把中共当作民族的“大救星”，为中共唱赞歌，反过来又影响更多的人，在整个社会形成对中共及其魁首狂热的崇拜思想。典型的作品有《红旗谱》、《青春之歌》、《苦菜花》、《三家巷》、《红岩》、《洪湖赤卫队》、《南征北战》、《董存瑞》、《上甘岭》、《烈火中永生》、《小兵张嘎》、《红色娘子军》等等，文艺形式包括从小说、诗歌到歌剧、电影，无一例外地反映中共领导的所谓历史必然性和正确性和中共的“光辉形象”、对老百姓的“大恩大德”。很多歌曲，如“党啊，亲爱的妈妈”，“毛主席共产党，抚育我们成长”，更是赤裸裸肉麻至极。
回顾近二十年来的文艺作品，虽然手法更精致，取材范围更宽，更加注重作品人物的人性化，但是许多作品的创作动机，仍然离不开为中共抹粉的基调，如电影《开国大典》、《周恩来》、《大决战》、《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孔繁森》等等。
“改革开放”之后，出现了“改革文学”，“市场经济文学”，创作动机是通过描绘改革后的社会变化，间接为中共歌功颂德。改革本身是一种历史潮流，是中共闭关锁国几十年后无可奈何的选择。但在艺术创作里它却成了证明中共伟大，掩盖历史罪责的手段。
还有一种创作动机是为了宣传党文化思想而服务的。如“文革”年代，到处是“革命样板戏”，为的是配合文革形势，鼓励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一些充满政治宣传的台词成为民间流行语，“做人要做这样的人”、“争做时代的新闯将”、“手捧宝书满胸暖”、“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血债要用血来偿”、“甘洒热血写春秋”、“仇恨入心要发芽”等等。
与此类似，出动大批军人参与拍摄，耗资三千万美元的《英雄》则借历史主题歌颂秦始皇，鼓吹蔑视生命、独裁专制的党文化，间接成为中共主旋律的得力吹鼓手。电影把共产党的江山同天下人的利益混淆等同了起来，从而把恋权位不退，杀人维持暴政的统治者拔高到代表天下人利益的正义位置，潜移默化地灌输观众应该牺牲个体生命以成全暴君统治。
早在延安时期中共就为文艺创作定下了基调——文艺要服务于政治。中共建政以后，仍然奉行这一“文艺的指导方针”。中共还有中宣部保证其“文艺方针”的强制执行，这就使得文艺创作在内容上不可能脱离党的要求。
中央电视台每年的春节晚会集中了全国顶级的演员和艺术家和创作班子，全国几百家电视台转播并直接延伸到海外。每年的春节晚会就是过去一年的政治、社会和艺术创作的缩影，可称为党文化的集中突出表现。到二十一世纪的“春晚”，干脆不许讽刺一丝一毫中共统治的黑暗，预定主题，专门为“春晚”写专用歌词，“好日子”，“越来越好”，“五福临门”，“万家欢乐”，“盛世大联欢”，以党国庆典取代民族欢乐，以党文化取缔传统文化。百姓的痛苦、民族的危机在处处弥漫的浓厚政治气氛中蒸发掉了。
(大纪元插图)
因为“党”严格规定了文艺作品的基调，所以人们不得不遵循这些要求、规定，否则作品会遭到封杀。
中国各地有许多曲调优美的民歌，一直在民间传唱。但是民歌的内容一般以情歌为主，虽也有些是歌颂家乡山水的，但总体来讲与中共文艺要服务于政治的基调相差甚远，因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这些歌曲本来大多不在中共允许的范围之列。但这些优美的民歌被受到党文化毒害的艺术界人士或直接窃取附上为党歌功之词，或按党文化要求改写、“再创作”而赋予政治内容，就成为谎言蒙蔽下的民众乐于传唱、中共也乐见其成的新“民歌”，如脱胎于陕北民歌的“东方红”、“翻身道情”、“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脱胎于蒙古民歌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骑着马儿过草原”，脱胎于藏族民歌的“北京的金山上”、“哈达献给毛主席”，源自于赫哲民歌的“乌苏里江船歌”，源自于哈尼族民歌的“阿波毛主席”等等。这些歌曲一经“再创作”，传回民间之后，便给人以一种假相，好像各族民众都狂热地拥戴中共及其党魁，而中共又无耻地把这些附体于民族音乐上的作品吹嘘成为其“发展民族音乐”的所谓“贡献”。
2005年湖南卫视台推出的“超级女声”节目风靡全国，广受年轻人的欢迎，节目人气直接威胁到中共的龙头媒体中央电视台。于是很快这一纯娱乐性的节目开始遭到媒体的抨击，处处都是封杀的喊声。在今年的超女大赛节目中，主办方便特地邀请了以唱党的赞歌而走红的所谓“老艺术家”与大赛冠军共唱“红色经典”歌曲“马儿，你慢些走”、“只有山歌敬亲人”等，并请“老艺术家”指点年轻人。这种离不开党的“创意”很大程度出于对中共把持的文艺基调不得不认同的无奈。
创作内容上离不开党的思维习惯，还体现在党否定的就得跟着否定。对神佛的信仰被当作封建迷信加以否定；传统文化成了独裁专制的同义词；中共之前的历史人物，必定存在“历史局限”，一句“封建”就足可以把中国千百年来忠孝仁义等传统美德，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圣贤忠良等人物打入另册；十年文革的破坏，成了“四人帮”的过错；饿死几千万人的人为饥荒，变成了三年“自然灾害”；“六四”屠杀，政府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学生反而负有很大的责任；对法轮功的诽谤之词，更是铺天盖地；与中共不一致的政党团体，很少可以不带贬义色彩；听从中共的，便是爱国；批评中共的，便是反华。这些中共否定的对象，在艺术创作中多数成为被批判、被丑化、被有意歪曲的反面形象。
在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中共的黑暗面和中共的打击对像被视为创作的禁区，人们避而远之。随着偶尔触及中共禁区（如民主、宪政、人权等等话题）的记者、作家纷纷被捕，许多人便自我约束。敏感话题偶有提及，也是离真实相差甚远，不足以影响中共的“光辉形象”，不触及中共的核心原则。很多人认为现在创作范围很广，作品很丰富了。特别是最近几年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参与文艺创作的民众也越来越多，创作题材越来越广，甚至许多人们过去不敢想像的创作主题也开始流行，如所谓“下半身写作”的性文学大行其道。这并不是因为民众创作可以完全自由、离开党了，而恰恰是人们知道这些主题不威胁中共的意识形态，才可以没有顾忌的。中共允许人们这样做是因为党的禁区牢牢进入人们的记忆，绕开禁区、打擦边球成为创作习惯性思维的一部分，这其实代表了对中共制定的创作规则的服从。
党文化对文艺创作最大的影响，莫过于钳制人们的思维了。
在流行的许多古装电视剧中，古代宫廷戏全是勾心斗角，官场的腐败自古都如此，天下乌鸦一般黑。这种创作思维是党文化历史观直接影响的结果，抹杀传统观念，用现代人的观念去表现古人。把几千年来的传统中国社会描绘成一片黑暗，是一个人人相互斗争，“人吃人”的社会，以突出中共的“光明”。把腐败表现为古今中外官场的通病以淡化中共的腐败，欺骗中国人把中共恶政的原因归结到传统文化上去。
纪实文学作品创作往往是这样一种定式：如果是发生天灾人祸，就如本小节开始的例子，要讲党如何关心人民；如果是官员，就是如何在党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如《孔繁森》之类的；如果是官员胡作非为，最后就是党最终维持正义；如果是政策错误，最后就是党如何如何纠正错误；如果是一个阴暗面，会归到官员个人的无奈，最后仍然要衬托党的“伟光正”。任何经济方面的成果，必定离不开党的“英明政策”的指引；任何企业的发展，必定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殷切关怀”；任何教育、科技上的成果，离不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与“亲切关怀”。出来什么人才，个人有什么成绩，必定离不开党的“培养”；军队更是“胜利离不开党的领导”。连一个下岗（实际上是失业）工人稍微状况改善，也是离不开党的“关心和支持”；连宗教界也是“每一项成就，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和支持，只有拥护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才会有光明的前景”等等。
因为中共腐败愈演愈烈，民众怨气无处发泄，近年来“反腐电影”很受民众欢迎，典型的如《生死抉择》、《新中国第一大案》等。其实这些作品和“文革”刚结束时期的伤痕文学及相应的电影，如《天云山传奇》、《戴手铐的旅客》、《海外赤子》等等一样，不管它们怎样挖掘主题，怎样对历史与现实进行思考，怎样试图冲破一些思想禁区，怎样关注人的生存状态，拓宽艺术的表现形式，都脱不开党文化的思维影响，作品最终又归结到要相信组织、相信党，党有决心改正错误；而中共造成的社会弊病、民众苦难则笼统归结为“时代的悲剧”，淡化中共的罪责。
在中国民间，创作“恶搞”颇为流行。比如某厂商把雷锋像和毛语录印在避孕套包装盒上。看起来这是对多年来中共党文化灌输的一种反叛，实际上还是对于中共树立偶像的权威的认同，依旧没有脱离党的影响。党文化无处不在，当今中国人生活的一切方面都被“党”所占领，这就导致人们的思维无法摆脱党文化的语言要素，不得不用这些要素思考和表达。一些所谓特别有创意的广告语“将……进行到底”、“……就一定要实现”也是创作思维过程中离不开党文化的语言要素的例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很多中国人着迷于所谓“老歌新唱”，即把赤裸裸歌颂中共的所谓“红色经典”或以现代乐器重新配器，或以现代唱法演唱。很多人声称，这样做纯粹出于怀旧，并非出于对“伟大领袖的热爱”。有学者指出，很难想像，1945年之后的德国民众会采用歌唱希特勒的形式来怀旧，或者苏共二十大之后前苏联民众会通过颂扬屠杀两千万前苏联人的斯大林的歌曲来怀旧。人们之所以热衷于老歌，实在是因为党的基因早已渗透了人们的文化细胞，人们觉得这是自己的一部分了。
这些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表现，既有因为在党文化弥漫的社会大环境中长期熏染自觉形成的习惯性，也有长期高压下被迫如此的情况，有为了捞取个人利益、政治资本而有意如此，还有想跳出党文化却跳不出，从而创作思维习惯不自觉地依旧离不开党的情况（如“恶搞”的作品仍然是在党文化中打转）。总体上讲，党通过强制手段为保障，以党文化作为民众唯一可能得到的“精神食粮”喂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又反过来影响大众和他们自己，最终使得党文化成为人们创作思维习惯的定势，使人们的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
需要指出的是，文艺只是创作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方面，创作习惯性离不开党的思维方式渗透各行各业。具体创作的东西可能不一样，但是人们受党文化的影响，从选材到思考到具体创作，每一步都跳不出党文化的框框。要想真正地自由地创作，发挥自己的才华，就要首先从党文化思维中跳出来。
(版权归大纪元所有，欢迎转载，不得更改)
原文链接：http://www.epochtimes.com/gb/6/11/14/n152063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