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鹿事件：中国拥有高质量产品的五个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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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由自治市场经济去特权化

时间： 2008-09-18 08:17:40

三鹿事件目前已经相当清楚，并有国家公布的测量数据为证：三聚氰胺，是三鹿生产线中添加的；其次，三鹿管理层对使用蛋白精达成蛋白含量标准早已知情，已经有几年时间；然后，1100道检测工序中，少了一道非常简单的工序就可以查出蛋白精含量，假如三鹿希望检测的话：三氯乙酸让蛋白质形成沉淀，过滤后，分别测定沉淀和滤液中的氮含量，就可以知道蛋白质的真正含量和冒充蛋白质的氮含量。最后，该“技术进步”广泛应用于国内与蛋白质相关的任何产品。大概可算作新四大发明之首吧？

《三鹿事件中看中国泛滥的产品标准》和《中国产品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应全盘西化》两篇文章，以及《三鹿事件摧毁的是“国企招牌”》，《三鹿事件看今天中国的三方政治斗争》,《三鹿事件多层次危机处理中》的三篇先后从分析到关键要素，再到解决方案，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阐述。不过，看来即使是友好的博友，越到后来，也越觉得枯燥难明。文章，居然到了产品质量管理里去了。

其实，前两文，特别是《中国产品质量管理标准体系应全盘西化》所说明的，恰恰就是中国今天社会最核心的问题：政府权力，既不应该，也没有必要进入经济领域。不能生产一流品质的产品，也就不能有一流的军队，一流的人口，一学的学生，一流的武器，那些，实际上都是产品。一流的产品，并不是简单制定一流的标准，就可以在生产线的另一头得到所需要的质量。系统工程的复杂性，就在于结果，不会是直线思维所能得到。纵观网上关于三鹿的言论，可以说，大部分真如其言，如果不是火上加油，就是隔靴搔痒。许多人以为三鹿事件是由于国家管理得不够细、不够狠；读了《三鹿事件中看中国泛滥的产品标准》，就该知道恰恰是因为管得太宽、太细、太狠了。严惩了这一批人，就算把阁下换上去，制度不改，难度就比老三鹿人做得更好吗？这也是许多批评政府的人，批的时侯义正词严，上去了，却是“赤眉不如更始，更始不如新莽，新莽不如旧汉”，的原因。传统小左们知道这段传统典故的出处吧？

以下举例说明“不必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或者说，“质量标准”的管理权，应下放企业利益者本身。这很难理解吗？不妨想想，质量，也就是工作成果，工作质量，是以强迫的方式做得好呢，还是以鼓励、诱导的方式做得好呢？左派以为“强化国家管理可以带来高质量”。在某种特定的场合，这是可能的，尽管，社会主义工业体系的质量，一向以次品多于正品闻名于世。正面的例子就是今天仍然屹立在宁夏的统万城，当年叱干阿利的“国家标准”严格而有效。以箭射城墙，入城一寸则杀筑城的人，不入则杀弓匠。尸体筑入城内。这样的质量标准确实了得，创立了奴隶社会中如同奥运面子一般的样板工程————统万。但是，除了象法西斯死亡营一样以皮鞭和死刑强制达成质量，还有另一种办法，就是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的工作一样，通过工资、奖金、鼓励，和有效的管理，达成更高的质量，和更小的代价。代价，不会因为高质量而变得不可接受，——大夏国，也就在统万样板工程建成后不到10年，就灰飞烟灭！北魏太武帝拓拨筹灭亡夏后，观统万日：“小国建此城，得到这么多的GDP，岂不是自取灭亡？”

西方的社会没有国家标准，是因为他们把国家标准，与企业利益合而为一。就象今天我们自已（非国营特权者的同胞）把工作质量和自已的工薪利益合而为一。一些人攻击资本家是“利益动物”，难道，他自已干活不拿钱？还是拿钱不干活？估计，极左汉奸，高调之下谩骂连声，其实是害怕“拿钱不干活”的好日子到头罢？这么简单的道理，为什么马克思就老是举什么“300%利润要杀人呢？”。换一种比喻，中国的标准是家长式的“你要达到什么标准”，而西方社会，则是“产品无戏言，请立军令状”。军令状，唯一的要求就是真实，透明，你背书越多，（象FDA备案越多），出了问题，按状砍你的头就越容易。你说谎？呵呵，这不属于质量管理范筹，是FBI廉侦署重案罪，让你入狱三十年的范筹，“您可以保持沉默，但你的屁话，会成为呈堂证供”。你不写军令状？那么在市场上，你也没有多少可以让人信任，为你付出高溢价（品牌）。你犯罪？如果是商业犯罪，公司一般是“有限责任”，如果是犯罪，你的家庭财产也会变成“无限责任”。请问，身为商人，你的选择会如何？

结果，西方成功的商人，没有人主动去玩假冒伪劣。为的，偏偏就是那不用杀人放火走私贩毒就可以得到的300%的利润！那叫品牌！叫管理，叫诚信！叫创造发明！不妨看看，中国邪教教条，要求社会人是“没有利益的人”才能完善，西方制度是利用了“人是利益动物”的弱点而完善了产品质量，为消费者自由选择产品，为企业自由设计、创造、制造适销产品，消除了所有的障碍。那一个，更符合人性？那一个更符合生产力的发展？至少在产品制造者眼里，欧美社会从事产品生产，不用寻求贪官污吏的保估，比起中国，比天堂还要天堂。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科技革命、市场革命，只能出现在西方社会，而不可能出现在明朝、清朝、红朝，有着深刻的文化、制度上的原因。最毒害中国社会的“私心”，成了维系西方社会正常运转的最根本的养料。那个生命力更强大，还是读者自已掂量吧。

其次，西方政府没有为管理大大小小的标准而备下几千万先进代表，却把发生冲突的仲裁权，通过透明的法律，授予法院去解决。因此，西方社会政府管理的低成本，实际上伴随着法院仲裁纠纷的高成本而同时存在。这一点，似乎没有读者主动看出来。尽管有充分的统计证据证明，政府加法院的总成本，西方社会仍然远远低于中国相应的总成本。那么西方社会，也就是法制社会的法院仲裁型经济，较之中国的政府权力主导型经济，假定双方成本一样，区别还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社会最大的区别了。

社会主义的政府权力主导型，也就是由大大小小的官僚衙门仲裁各类产品标准（记住，包括我们的衣食住行医教，都是社会产品），这种权力是单向的，不可约束的。作为政府提供的就业机会（公务员），也是社会所不可选择的，具有自我的、无限膨胀的特质，缺乏负反馈约束，直到这个社会灭亡为止。而法制型社会，尽管可能用理论上同样的社会成本，需要向律师提供同样就业机会，而这种就业，是社会可以选择的、放弃的、择优的。这样，西方法制社会的司法成本，就反过来成为公众作为约束公权的可选武器。成本的产生，成为约束成本的工具，这就是西方社会对于中式封建传统（即无限优越性的社会主义），真正优越而不可超越的地方。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西方的对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是倾斜的，高额赔偿的，因为，它实际上相当于中国的政府管理成本。而中国既然已经通过不可监督的管理成本提供了产品、服务，自然不可能再希望从代表公共成本的法院里，得到向消费者倾斜的赔偿。这就是马克思的所谓的公有制，其实就是中国实行了两千年的皇家所有制的根本原因。把同样的结论用于包括医改、教育等等怨声载道的领域，各位，就算是从新华社“让国家不吃亏”，各位都可以发现，甚至是直接的声明“国家提供了产品，就不受质量责任的约束！”。那怕是中国交通事故死了人，赔给中国国民自已，都是最廉价的。那么，在这个结构中，再想想国营企业实际上的角色、作用，也就不难理解，本博指出“国企是万恶之源”，根本不是出于私怨，或心血来潮。

千头万绪，要中国一下子转到西方法制的道路上，别说极左汉奸，就算是许多老右，都心有不安。本博也一样！那么，突破口在那里呢？全盘西化要一步步来，我觉得，第一步，就是开放舆论监督，不要害怕新闻自由暴露黑暗面。这有点象外伤中的扩创。扩创，才能释毒！才便于急救处理。特别象蛇咬，如果不肯即时扩创，死亡率会增加十倍以上。这一次奶粉事件，中央主动把有问题奶粉清单扩大到了22份以上，不怕露丑，实际上，已经挽回了包括笔者在内的部分信任。否则，“绝不止三鹿的问题”，这种疑问，将令所有中国人，拒绝一切中国奶源的产品。如果这种不安继续下去，损失的就绝不是一个三鹿，也不是奥运房地产之类的垃圾GDP，而是真实的GNP损失，真实的大规模失业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