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代表德国人民，奥巴马不代表美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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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2-11-14 20:46:32

企业家对股东信托负责，不能代表股东的利益；

企业的信托投资价值仅与成本收益有关，与道德无关；

企业的生命力不在于企业家，在于企业是否值得投资；

企业家有可能出卖股东权益，换取个人利益最大化；

行会是联盟组织，行会领袖代表着行会的利益。工会也是卡特尔组织，工会领袖代表着工会组织。但是企业却是信托组织，企业家对股东信托负责，并不代表着股东的利益。这就如同银行对存户的信托负责，但银行并不代表存户的利益。这也是传统的基于民主/集中集的公有制的领导人，与民主社会竞选出来的执政的根本区别。也是自治和采邑的区别。无论希特勒多么残暴，希特勒的确代表了德国人民的利益，除非是被暴政征服的贱民如犹太人；但是如奥巴马就并不代表美国人民的利益，而对美国人民信托之的责任负责。

企业家必须对其负责的，就是企业信托责任的成本底线，直接反映为企业的信托信用，即收益的预期，在股市中就反映为市盈率。如果企业家经营有方，或企业客观增长条件好，意味着股东信托的风险较小，股票价格预期就有增长；反之市盈率就低。如果有更佳的对比企业，投资者就会用脚投票，直到两边的市盈率反映其合当的预期。如果企业经营环境差，或者企业家是个吃里扒外的，或者是身为大股东尽损害小股东的权益，该企业的信托价值就将下降，甚至消失。在整个社会投资环境言，意味着再无新的投资和新的工作机会产生。

如果市场环境恶化，信托价值同样消失。既不会有新的投资，旧的投资也将退出。对于股份公司来说，股东只会综合性地从信托价值考虑投资取向，而不会理彩，那是企业家个人的原因，还是因为政治监管的原因，还是客观不可抗力，如愤青终于发动了钓鱼岛战争……，换言之，投资者只会从逐利的角度考虑“是否值得投资”，而不会涉及任何道德因素。这正是包括基督教和所有传统文化与现代民主不相融外。作为上市企业和股东自身生活，当然会守法与道德中寻求风险成本最低的途径，但是投资只考虑逐利，是没有道德理由的。

因此企业作为信托组织，它的生命力并不在于企业家的本人是否高尙，是否高才；而在于企业本身是否还值得投资，即企业的成本底线，是否被突破，而不在于其突破的理由。企业成本底线，有可能被企业家本身的贪婪所突破，比如说吃里爬外，出卖股东的权益，或者作为大股东侵犯小股东的权益，等等。象黄光裕案，显然就是大股东对小股东的侵犯。小股东尽管不能在股东大会上板倒大股东，却可以用脚投票，这是私有制民主的原则下，作为信托组织的企业运作中最根本的民主，绝对意义地超越于股东大会的“少数服从多数”。

大股东作为企业家，如果不是履行对股东的信托的责任，直接损害的是股东的权益，间接损害的是企业家的信用。这就是企业家并不代表企业利益之处，也是企业作为信托组织，也是为什么股票的发明，成就了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的根本原因。股票的最大特点，就是它本身没有分红的义务，股东也不能拒票要回信托的份额，但股份本身具有无务件的流通性，（中国政府不明股份所以然，未上市公司还另设障碍，要对股份转移收公证费和印花税，才承认其转移），因此股份公司对股东的根本意义，就是信托价值的增益，而不是分红。

股份公司作为法人并不是天然的存在，取决于股东对其继续的投资，即是否仍然存在信托价值。股份公司内部（企业家（大股东或经理人）vs股东）的博弈，与企业在市场外部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企业家的自利并不等同于股东的自利，而有可能损害股东的利益。社会对企业施加的额外成本，肯定损害股东的整体利益，但未必损害企业家的个人利益。因为存在着企业家牺牲股东整体利益，献媚于权贵，让自已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可能，后果则是股东退出该信托组织，即信托意义上的企业的衰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