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政治的基本形态是法家暴政，商鞅的前辈晋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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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价值观现代国际社会和军事

时间： 2013-02-20 19:21:31

帝国政治的基本形态是法家暴政，春秋晋国，晋文公；

信仰不能挽救公有制覆亡，也不增强帝国的实力；

信仰维系的举国体制，不符合法家暴政的军国主义初衷；

按军队Order要求于社会，连新加坡也嫌太庞大，还没有军费！

维持大帝国的办法，替代法家暴政的有效方式，是向民众提供由官方控制的，与官方合作的宗教或者哲学之类，学名叫信仰的统一思想。官方信仰可以与法家暴政相互相成，但不可能完全取代法家暴政，只是通过信仰的麻醉，提高了民众对暴政的忍耐力。减少了杀鸡儆猴的工程支出。迷信信仰救国的人，是把少数“信仰党派”入主腐朽帝国时的势如破竹，当成了“信仰可以让公有制帝国强大”。非官方的信仰，将遭到法家暴政最残酷的镇压，直到它被驯服为止，如基督教。帝国政治的基本形态（世俗治权），只能是法家暴政。

信仰既不能挽救公有制帝国覆亡，也不能增加公有制帝国的综合国力。官方信仰替代法家暴政节约出来的维和成本，会轻易地被公有制帝国的低效率吞食，法家暴政可以概括帝国政治的形态，信仰则可以作为帝国覆亡后的僵尸，在后朝或征服者的统治下，再次被接纳为主流意识形态（如基督教，如儒教），或流散为民间的长期宗教。（如犹太教，道教）。另一方面，当帝国维系转由信仰（劝化），而不是法家暴政的令行禁止时，帝国社会的军事色彩就消退了，越是变成一个善男信女的柔弱社会。这又与法家暴政的初衷相冲突。

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春秋晋国，晋文公贯之以最早的“商鞅变法”和“军功有偿解放奴隶”的办法，即把奴隶编入军队，有军功就赦为国人，硬是将一个中等规模的晋国（一个军），变成了春秋时代的一流军事强国（三个军），最终成为经济综合国力的头等大国。所谓“晋国半强”，但晋的法家，也只是对几万军队而言。七百年后的曹操，割发自刑曾被作为法家“严厉执法”的典范，春秋晋文公的执法官卻正先生（名字忘记了，是三卻之祖），却是因无意间触犯了自已的法而自杀殉法。源出自三晋的商鞅变法，历史上并非首创。

从晋国，再到效法晋军的秦国，再到罗马共和国，举国体制的理想，也就是希特勒帝国的理想，也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理想，到今天仍然是爱国愤青想象中的美好社会：整个社会在统一的信仰下，操着1－2－1的整齐步伐，在上级领导的Order下视死如归！衡量帝国成本等诸多难题，就抛给帝国司令官的元首和他的人民总理伤脑筋吧！在这些法家暴政的愤青看来，经济生活中的自主选择，与军事生活中的“违反命令”是等价的。因此象吴其仑等人要判死吴英，判死佛山小夫妻等等违法分子时，他们何尝不是抱着富国强兵的美好理想？

这种“严厉专制下的军事社会”的成功，似乎在现实中的新加坡小国的“经济成功”中找到了寄托的案例，而殊不理彩新加坡本身正在放弃政治专制，其法家暴政充其量只是鞭刑，远没有东方帝国，从打黑到文革到王立军的渣子洞式的，五花八门地复制死亡营的现代创新！更不理彩新加坡的“经济”是否成功，其成功又有多少来自于新加坡的法家暴政？现实的困难就是，即使是新加坡这样几百万人口的小国，作为一支业余军队去要求，已经是过分庞大。何况业余军队要自力更生，要填饱肚子？职业军队有纳税人的军费支撑？

但是举国体制的东方信仰，偏偏指望把新加坡并不成功的法家暴政，接轨成东方帝国摩登新瓶装几千年旧酒的惯例！因为东方帝国的庞大，自然而然的就是变本加厉的法家暴政，实际效果也因为其庞大的规模，而远远不能达到新加坡的水平。甚至仅仅是朝鲜规模，就已经是世界暂时第一的人间地狱；何况，中国？采用信仰（如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去维系一个庞大帝国，配合法家暴政镇压不听教化的刁民，是更为现实的政治办法；但是如前所述，信仰的帝国与法家暴政军事化的帝国，本身就是冲突的，殊途却是同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