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党主义及其“人民要有信仰”

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5-03-15 22:3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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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党主义及其“人民要有信仰”

在“人权断言：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被贯彻到国家法制之中以后，不是没有危机可能，而是不存“以任何危机，无论是外源还是内源，作为总体党及其主义合理性”的逻辑依据。而在人权断言未得到贯彻的国家法制之中，则对于国民主权来说，无法排除的最大概率的（危机＝灾难）的根源，就是号称“为克服社会危机而无私奋斗”的各种总体党及其主义！此即所谓“来说是非（危机）者，就是是非人（就是他们折腾出来的危机）”；而无论它们是处于执政的地位，还是处于革命夺权的状态。

这些“人权断言：默认权益归于个体”未得到贯彻的国家法制中，事实上连执政的总体党及其主义自已，也已经分不清，——>但一般情况是不愿意分清“（内源的或外源的）社会危机 vs 执政党内部（瓦解）的危机 vs 垄断公共权力的专制没落的危机”，这些在系统论中，显而易见是属于不同的系统容器的，各自内部的，各自不同的危机类型；也就更遑论相应的危机管理了。其情形也如同，它们从来不愿意分清“总体党 vs 政府 vs 社会 ”三种是不同性质的对象，——>这就是总体党主义！

国民之所以“不能判断总体党治下的危机”，只不过因为国民被剥夺了本应属于个体人权的不可让渡的价值判断的个体心证后，在总体党的法制语境中，变成了“国民无权判断危机”，——>法国专制国路易十四称之为“朕即国家”，中华帝国的政治经验称之为“乾纲独运，一言九鼎”，——>而不等同于国民的智力,不足以理解以下简单的逻辑结论：当总体党不能区分不同的危机类型的发生对象时，意味着总体党不具任何危机管理的能力；如果它们不愿意区分，则说明它们就是危机的本身。

因此只要国民的人权心证还有一点独立的智力，自然就会发现“来说危机事非者，就是危机是非人”，则总体党的执政合法性，也就天然地不存在。对国民心证的镇压（总是从言论自由开始），只不过进一步（也是更广泛地）证实了国民对于“总体党及其主义，就是最根本的社会危机本身”（即总体党及其主义，乃是社会危机的万恶之源）；而对国民心证的欺骗，则需要花财政资源去收买，或者吹起大喇叭宣传。但是总体党治下的危机就是短缺的危机，因此这两种手段，最终都将适得其反。

不难理解，公有制帝国特别是总体党的“帮主＝教主”的美丽梦想，总是“人民有信仰＝国民主权心证变弱智”，对着公有制帝国的危机及其万恶之源的事实，全变成睁眼瞎的爱国主义群众，将是多么美丽的总体党之梦！但若将其当成是“国家因此将强大”，不也就是对“总体党 vs 政府 vs 社会 ”的概念的故意混淆吗？甚至于，不就是对“总体党苟延残喘= 政府胡作非为=社会无能为力=终将国破家亡＝‘总体党宣传语境中的国家强大’”吗？恐怕这就是指责中国人“缺乏信仰”的真意吧？

同样的逻辑错误，却不会见诸于任何将“人权断言：默认权益归于个体”被贯彻到国家法制之中的公民社会，即便将这些国家的政府组织也视为总体党，或者将这些国家的执政的“政治性俱乐部,party”也当成总体党，仍然不会出现与总体党治下的帝国同样的逻辑错误。因为这些国家之中，“总体党 vs 政府 vs 社会 ”之间是对象不同的系统，是不言而喻的事实，因此党的危机，不是政府的危机，政府的危机（如财政危机），也不是社会的危机。此几者之间的各自危机，根本上完全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