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福利缺失是经济发展中的癌症

据此间媒体今日报道，王军在中国社会保障论坛上介绍说，全国财政社会保障总支出(不含卫生经费中的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城乡医疗救助等医疗保障支出)，从一九九八年的五百九十六亿元人民币增长到二○○六年的四千三百六十二亿元，年均增长百分之二十八点三，增幅明显高于同期预算内财政支出增长速度。

王军透露，全国财政对“两个确保”、低保和就业的补助支出二○○六年达一千四百七十五亿元，是一九九八年的十一点三倍；卫生经费从一九九八年的四百一十四亿元，增加到二○○六年的一千三百二十亿元。

财政部数据显示，最近几年也是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步伐最快、财政支持力度最大的几年。中央财政安排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支出从二○○三年的四亿元增加到二○○七年的一百一十四亿元。农村医疗救助支出从二○○三年的三亿元增加到二○○七年的十三点二亿元。二○○七年，中央财政还安排专项资金三十亿元，支持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

美国的社会福利政策

社会福利这个词通常让人们想到的是救济穷人,美国有约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如果美国政府每年用在福利方面的资金全部给这些人的话,那么这4000万人将至少每年得到25000美元。这一笔钱足以让他们不再贫困(实际上只需要四分之一就已经超过贫困线的标准了)。也即是说美国政府的能力能够直接的消除贫困人口,那么这些人仍然贫困,可见他们并不是福利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美国福利政策的大多数利益,包括几个主要项目,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是流向了并不贫穷的人。在所有的福利支出当中,只有六分之一是基于受益人的财富状况而定的,这部分支出要考虑受益人的收入和财产。而剩余的部分,绝大多数是流向中产阶级。

以上所说的那六分之一的支出中,联邦补助是最为广泛的一项,它是由国会制定获得救济标准的,包括年龄,收入,退休,残疾,失业等等,任何人满足条件,都可以获得该项救济。大多数贫困救济项目都产生于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60年代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新政其间设立的项目有社会保障,失业补偿,儿童补贴,老人、残疾人补助。“伟大社会”计划其间设立的有食品券,医疗保障,医疗补助。美国有三分之一的人享有以上的某一种或者几种福利,之外社会保险可以自愿投保,与个人收入不挂钩。是否享受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只由个人的年龄决定,与收入也不挂钩。失业补偿由就业状况决定。联邦雇员和军人的福利由以前的级别决定。以上这些不与收入挂钩的福利是美国政府福利支出的主要部分。而基于财富状况的福利是限制在低收入,低财产的人群的。由于各种项目相互交叠,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人在享受福利,据估计约一半的美国家庭里至少有一个人得到政府的补助。

美国政府的总支出当中60%是福利支出,福利支出的三个最大的项目是社会保障,医疗保障,退伍军人和退休联邦雇员工资,都是给退休人员的福利,占联邦补助的三分之一。而流向贫困人口的资金占三分之一还不到。

在这里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分析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但是我们通过对美国福利计划的总体设定的探究,可以看到一些问题和得到一些启示。

要解决问题首先要知道问题是什么,关于贫困这个问题,美国政坛上就多次引发了长期的争论,不利于国家有效地行动。支持救济穷人的人认为,即使是在美国这样一个富裕的社会里,仍然有数以万计的人面临饥饿,无家可归,缺医少药,而且他们对贫困人口的估计一般偏高,主张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帮助贫困的人们。而持反对意见的人则认为,现在美国的贫困线设定过高,所谓的“穷人”实际上比几十年前的中产阶级过得还要好,如果用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的标准来看,根本不是贫困。他们认为政府的救济计划打击工作的积极性,破坏了人们对自己生活的负责感,所以救济计划本身就引起了贫困。他们认为一个人只要合理利用社会资源,完全可以免于贫困。这一论点的主张者通常对贫困人口的估计比较低。

那么到底有多少贫困人口?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大概有3500554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贫困线的划定不是固定的一个数字,而是根据当年需要多少支出多少才能满足标准的、体面的生活而决定的,并且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1999年的贫困线划定为四口之家每年17000美元。90年代美国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曾经降到有记录以来的最低点12.7%。

贫困在各种各样的家庭都有可能发生,但是统计结果表明,有些人群尤其容易遭受贫困。首先是家庭结构,单身母亲家庭贫困率在30—40%,而单身父亲家庭的贫困率只有5—10%,如果单身母亲带着18岁以下的孩子,那么贫困率高达50%以上。美国的贫困人口有三分之二是这些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传统的父母一子女的家庭结构受到很大挑战,遭到破坏的家庭结构是当今与美国贫困率相关程度最高的变量。

其次是民族,黑人的贫困率长期以来都比白人贫困率高一倍,南美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也比白人高一些。当然这其中又混杂了家庭结构的问题,黑人家庭有47%是只依靠母亲的收入的,而白人的只有14%。

年龄也是一个要素,在美国,老年人贫困率比年轻人低,尽管我们经常把老人和穷人联系起来,但实际上65岁以上的老人的贫困率比全国平均水平低得多,他们的房屋贷款已经付清,医疗方面有医疗保障制度为他们支付大部分费用,所以尽管他们的收入没有工作时多,但是他们的支出也比从前大大减少,仍然使他们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

资产状况,即个人净资产,房屋和汽车价值减未付清的贷款,公司资产减负债加银行存款,股票,债券,不动产。所有的贫困率的计算都只考虑收入不考虑资产,这使得一些富有的人因为没有工作而被政府划定为“穷人”。实际上老人平均比其他年龄阶段的人富有一倍,他们的平均财富是刚成年的人的十倍。

很多贫困是暂时的,与此相适应的是大多数福利补助也都是暂时的,一般不到3年,90年代的贫困率是13—15%,而80年代是25%。总人口中只有6%的人连续5年以上被划定为“贫困”。暂时性的贫困常常是由离婚,失业,疾病,伤残或其他不幸事件引起的,救济对于这些人来说作用类似于保险,帮助他们度过困难的时期,当然有人假设人们知道救济制度能缓冲离婚和失业带来的经济冲击,所以他们更加容易离婚或者辞职,不过目前这种假设没有得到确凿的证据支持。

但是对于长期依靠救济的人来说,救济成为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单身母亲,很难靠自己的力量摆脱贫困,再加上救济制度,就更打消了靠劳动来脱贫的动力。对于这种结果,救济制度本身就负有一定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闲置。

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推行了一系列的政策以达到社会目标,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建立了美国社会福利的框架,制订了国家处理贫困问题的基本策略。那一时期的大萧条使得美国的领导者们和人民相信贫困的成因比如疾病,失业都不是人力可以操纵的,必须要靠社会力量来保证不幸的事情不会带来更加糟糕的后果。新政的策划者们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些新政策。

社会保险就是新政的策划者们设计来应付不可抗力的严重后果的。和私人保险的理论类似,也是风险的分担,并不是一项慈善事业。被认为是最终可以取代国家救济的方案。

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不同,是强制性的,从收入中扣缴,现在这个项目包括了美国90%的工人,包括自由职业者。90%之外的主要是联邦雇员,他们有自己的保障系统。工人工资强制扣缴某定额到联邦保险金计划FICA,这个定额比例在2000年是15.3%。

退休福利,退休工人每个月得到退休金和他们曾经向保险机构交的定额,1972年由于考虑到石油危机带来的通货膨胀,尼克松政府将其指数化,成为COLAS。美国政府为鼓励年迈工人让出工作岗位,规定65岁不退休者的收入在某一金额以上,每3美元要扣掉1美元,这一规定在2000年被国会取消。

OASDI还给受伤或者疾病失去劳动力的工人以及配偶及未成年子女提供帮助,如果没有未成年子女,那么这种帮助只在配偶达到退休年龄以后才能开始。也为残疾人提供生活所需,让他们免于1年以上的长期工作。

失业补偿,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的第二个引人瞩目之处就是从所有工人的税收中补偿失业者,州政府的失业补偿基金可以低扣部分联邦税款,所以每个周都建立了失业补偿制度,工人要得到失业补偿必须证明自己工作的能力和愿望,这一点各州基本相同,并且罢工工人可以得到同样的失业补偿。

美国1945—1960年的“婴儿潮”将在2010年使得退休人口激增,而且人们的寿命在延长,不大可能指望今后的工人能拿出收入中的更多来支持社会保障体制的远转,那么在2010年之后不久,如果按现行制度继续下去的话,社会保障体制就必将崩溃。就这一问题国会一直辩论不休,但是拿不出可行的方案,要减少社会福利,在政治上绝对是不行的。社会保障话题极其敏感,被工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没有哪个政治家敢于触碰这个问题。

老年人的政治集团是最强有力的,他们占选民的28%,而且投票率大大高于其他集团。实际上可以使他们占到选票的三分之一。他们的利益集团AARP有超过3000万成员,他们的院外活动家们时时奔走于华盛顿,反对任何有可能不利于他们的改革。

在另一方面,主要针对贫困人口的福利项目,辅助保障收入SSI,医疗补助Medicaid,食品券foodstamps,贫困家庭暂时补助TANF一直受到其他福利项目受益者的挤压。贫困人口没有实力组织院外活动集团去为他们的利益游说,在社会保障基金面临困难的时代,别的利益集团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就必然继续挤压这部分支出,结果必然是社会福利继续向中产阶级集中,而真正有助于解决贫困问题的项目能得到的资源将来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