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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投资投机经济危机
时间： 2007-12-23 22:03:12
人民币低估明显不利于中国利益最大化，但是有一些仍然不明不白地抬杠，搬出子虚乌有的美国压力说，为少数部门利益最大化服务，——而其中跟班起哄的人当中，大多数竟然是人民币低估的受害者！让人不得不感叹，中国的确如鲁迅所言，民智不开，——难怪，已经有人对鲁迅的文章不感冒，呼吁中小学语文不要再学鲁迅先生了。
那么说中国税收之高之低，从道德到造假，再到不同的口径，自然可以说中国税收是世界上最重税的国家，按黑爵口径，这个比例达到社会国民收入100%以上。有博友会说：“胡说，最高只能是100%，怎么可能超出100%”，呵呵，事实上的确可以超出100%，只需要增发货币填充财政差额，蒋光头就是靠这个办法一年收上十年的税，明代万历也是则是连收几年的税，（加收三饷），取得超出百分几百的政府收入。这样重的税收，直接导致在这个社会中的商业环境极其恶化，如果没有一些灰色的边缘手段，几乎任何行业中不能经营三年以上。人之初性本善，却同时无奸不能成商，就是中国的社会现实。黑爵的计算口径，是政府及其控制的经济体实际占有的国民收入比例，作为税收。这样，不但包括公开的税字号预算收入，预算外的费（在国外没有费这种东西），国营企业的特许经营，资源独享，垄断收入……，直至象一位睿智的博友留言：低估人民币出口，也是一种税收，相当于把老百姓的人民币转变成政府手中的美元。按这种口径，这确实是税收，是不是？但反过来，如果把非税号的政府收入全部不算是税，而称为税字号的，又说是“人民政府用之于民”，当然也不算税，中国说成是零税，也未尝不可的。
税收重，也不算太严重的问题，北欧国家的高福利政策养了懒人，一向为人诟病，但是由于税收几乎全部用于国民福利，因此对于社会的购买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同样日本搞低估日元的出口，虽然相当于一种税收，但是日本的国民福利比例占财政收入的80%以上，远远超过中国的10%，甚至超过了美国的60%的比例水平，因此，对于日本国内的购买力损害，远不如中国这般严重。因此，当日元升值时，被中国国内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妖魔化的所谓的“泡沫破裂的失去的十年”，却是日本老百姓战后最幸福的十年，社会最和谐的十年。所以，比税收重更严重的问题，是政府的社会责任缺失，表现为把政府责任的国民福利推向社会，二是国民福利被严重抑制，整个中国经济殖民地化，高价进口外国产品，低价出口劳动力和原材料，——各位，翻翻你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殖民地的经济特点描述是不是这样的？
在中国，税收过重福利过少，重要原因是政府大包大揽过滥，权力泛滥经济，就造成了过重的税收，也造成了过重的政府负担，管理过细的企业都导致过高的经营成本，何尝是政府呢？结果就是社会低效。而公共权力带来的经济收入，都应视作税收，是对税收的最根本定义，无论它是不是以税的名义。恰恰这类社会，我们的先贤孙武子，在两千多年前回答吴王问晋六大夫事时，直言不讳地说：“这种国家税重而费奢侈”，是最腐朽的国家，将最早被灭亡。不信，请看《孙子兵法》。马～列主意出现在十九世纪，当时，是针对两种社会经济现象提出的设想：一是当是的劳动者福利的确被严重剥夺，那时侯的工人处境就象今天中国的基层民众一般凄惨；其次，就是这种劳动者福利剥夺下的购买力萎缩，必然导致生产力过剩的危机。居然，自称继承社会～主义的中国和苏联，会百分之二百地剥夺劳动者福利，而在中国，更是众目睽瞪下造成了内需不振，饮鸩止渴地低估人民币“出口”解决产品销路，还谈何先进性，还有什么可能超上那些个让所谓的爱国者痛恨的美国？日本？
时光流逝一百年，如果不带偏见，那么今天西方社会已经根本上解决了马～列主意自称先进科学所针对的两大社会问题：第一个是劳动者福利保障，大家可以留意三个名字：享利福特，罗斯福，还有一个，sorry，叫希特勒。这三个人，第一个首先证明了劳动者福利是企业的竞争力，而不是单纯的成本负担；第二个把劳动者福利作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目标，国家综合实力的最重要组成；第三个，阿道夫同学，则证明国民福利，对于一个国家的战争潜力具有何等强大的威力。
而所谓越来越频繁的经济危机，则完全是马列的错误，正如黑爵举过的例子：经济危机，大体上是好事；恰当出现的经济危机，如同人体对感染的发烧，可以消除感染，恢复正常。经济危机，是经济对失调的自我调整，单纯吃退烧药是庸医所为，治病不是为了救人，呵呵，单纯回避经济危机，不愿意承认政策错误，面临的就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崩溃。苏联，就是这样崩溃的。
近年来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再次引发了总体税负水平高低的争论。国家税务总局前副局长许善达日前在《财经》杂志年刊撰文时表示，争论越来越激烈，观点也越来越对立。
宏观税负高还是低？
此前，国家税务总局计划统计司相关官员撰文表示，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不论是否含社保税，我国的宏观税负水平都低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但是同时也承认，近年来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大幅上升，这种差距在不断缩小。
上述官员认为，不计算社保税，中国的宏观税负大概在15%左右，如果计入社保税之后中国的宏观税负大概在20%左右。
对此国内的学者并不认同。许善达和安体富认为，要比较宏观税负首先应该进行口径上的统一。安体富认为，在进行同口径比较时，中国的宏观整体税负超过30%，远远超过世界上大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税负偏重。
安体富表示，计算宏观税负应该将政府收入与国内生产总值进行比较。在西方国家，税收收入和财政收入基本上是政府收入的主要构成部分。而中国的政府收入来源比较分散。
除了税收收入之外，中国政府收入还包括预算外的收入，这部分收入主要由各种政府行政收费等构成，还有制度外的收入，即缺乏相应规定的乱收费，以及社会保障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以及土地出让金，上述税收之外的收入被统一称为非税收入。非税收入曾经一度超过政府总收入的50%。
根据这个计算口径，安体富表示，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已经至少超过了30%。处于30%到35%之间，而且由于财政收入每年都在以超过经济增长的速度增收，宏观税负水平在以每年1～2个百分点上升。
许善达在上述文章中也表示，如果将预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都包括在内，中国的宏观税负水平在30%到40%之间。
财税战略需要反思
许善达认为，对于宏观税负判断是制定财税总体战略的重要前提，对此判断不同将会形成完全不同的财税战略。
他表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恰恰是“中国总体税负水平偏低没有减税空间”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延误了新税制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化，使一些已经形成共识的税制改革措施推进比预想的慢。
以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为例，许善达在上述文章中表示，早在2003年，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就公开表示，“企业所得税两法合并的时机已经成熟”，但迟至2007年才完成立法，对于两法合并之后减税因素会造成财政收入减少的疑虑，是其中一个不小的原因。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施正文也表示，当前增值税改革在东北三省试点之后，没有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对于财政收入减少的担忧是主要的原因之一。增值税是中国最重要的税收品种之一，2006年增值税收入占据税收总收入的比重达到45%。
安体富也认为，宏观税负已经成为一个国家重要的战略指标，当前需要对中国的财税战略进行反思。现在宏观税负每年以1%~2%提高，那么宏观税负到底多高合适？他认为，从国家战略发展的角度应该对财税战略进行反思，考虑转变这种高增长的态势。
首先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战略，而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需要投入大量的科研费用，税收政策必须为创新留下空间。其次，中国社会保障还很不健全，将来要开征社会保障税将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如果现在税负水平过高，将来社会保障税将难以承受。中国正在进行收入分配改革，职工工资将提升，如果税负过高企业难以承受。
安体富认为，收入分配是当前许多问题的核心症结所在，巨额顺差、内需不足、经济发展过于依赖投资和出口、环境和资源能源问题等，当前已到了进行收入分配改革、大幅度提高职工工资的时候，高税负不利于企业提高职工工资。
许善达认为，虽然当前对宏观税负水平仍然没有定论，但是不能将宏观税负水平偏高作为减税的必要前提，即使没有形成中国总体宏观税负水平偏高的共识，中国也应推进减税。
谢旭人在昨日的全国财政工作会议上也表示，2008年将妥善处理企业所得税总分机构税收分配及地区间的税源转移问题，确保两税合并改革顺利进行。
在增值税转型改革方面，谢旭人表示，2008年财政部将继续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地区26个老工业基地城市实施试点，并研究制订在全国推进增值税转型改革试点的方案。熊剑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