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谣言 危害公共利益 恐慌 舆论 透明 信息 公开化 民主 监督 反腐 言论自由 文化
目录： 唱唱反调之八卦时评
时间： 2010-11-30 20:37:43
不准造谣的真实含义是“不准恐慌”；造谣制造恐慌是因为有恐慌的基础；
政府只能信息透明，澄清消息；惩罚造谣将直接制造恐慌；
公务员和公共部门是不能起诉公民“胡说八道的”；
任何公共部门不可能因为谣言而损失任何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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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公安王立军局长，不知为什么事害怕谣言了，声称要依法报复对重庆公安部门的黑暗面报道。不过从法学出发，所有公民都有胡说八道的“特权”——>因为是天赋的权力——>除非是否定他人的发言权！以免与侵犯他人人权的行为相混淆。而诉讼他人造谣，在民主社会里，有利益主体才能起诉。所以王局长要起诉老百姓如南方系的媒记“胡说八道”之双起，不知是以何种利益体的身份？
如果是政府利益体立场，则除非是斯大林政权，否则政府是不能起诉公民“胡说八道”的，但可以澄清消息；——>斯大林政权？重庆打黑案的非法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又不得不令媒体人“作民心虚了”！这一条涉及到一个在中国法律中一条符合斯大林主义，但明显和美式民主相悖的，就是对“造谣罪”的限定。（希望王局长的粉丝不要强调斯大林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民主！笑笑）。
从民主法治的个人主义原则出发，造谣不可能是犯罪；因为是不是造谣，在于责任受众，而不在于造谣者本身。试问人民权威报挑选几封“看病贵”的来信登了，是不是另找两个看病不用钱的，就可以判人民权威报造谣呢？所以即使是在中国特色的刑法里，也只是“战时造谣罪”，实际上就是“不准怀疑，不准恐慌”之意；这是斯大林主义的“永久性全国总动员”，中国又称为“诛心”。
任何造谣如果没有恐慌的基础，将如石沉大海人人充其量“笑笑”；造谣能成恐慌，必因为早有恐慌的基础。所谓不准造谣，实际上就是“不准恐慌”。试问地震刚过去，“不准造谣地震”的结果，无非是不再喊“地震了”，喊“我的腿又抖啦”（可以吧）。二战时德军有坦克恐慌，禁止喊“俄国坦克来了”，结果德国兵喊，“大家伙就快死啦”……恐慌效果特好！，所以说恐慌不是可以制造的，必有其易感的气氛在前。
制造恐慌最有效的办法，并非让人恐慌的话，而是公信力惩罚“制造谣言的人”，效果等同于不打自招坐实“并非谣言”。如此将社会恐慌难免！实际上屁大的事，政府一面禁止，下头不得不以讹传讹，（父母夫妻母子总会传的），传到第十个人的份上，不恐慌也制造出了恐慌。所以信息公开化，就是限制恐慌漫延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几个笨国家会将“造谣”入罪。
不过中国的法律还是比较有特色的，象刑法中的模糊定义，足以令国民“作民心虚”的条款（刑法246条，“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这种条款是完全违背实证原则，为“对百姓欲加之罪”留下后门，凭王局铁硬的政府关系，王局长声称要依法报复记者，难怪南方媒记会“作民心虚”，估计足以令记者恐慌，这不是造谣吧？（其实笔者很讨厌道德明星式的犬儒媒记）。
因为公民是有私有权益的，所有胡说八道是天赋权力；而政府是无私的为人民服务的机构，不可能存在“被谣言伤害”的利益，因此只要是政府单位，或服务于政府中的人士（公务员），只要是涉及本职工作的“被谣言”，除了影响了阁下升官发财的大好前程，实在没有拿得出台面的“受伤利益”？任何公共部门不可能因为谣言而损失利益，除非承认有法定“部门利益”——>即承认是封建社会了。
所以如果从公共利益上说，假如真有人“造谣”危害公共利益的话，那责任不在造谣者身上，而在公权部门身上：为什么不澄清事实，让造谣居然令公众疑虑？如果危险到公务员升官发财的前途为造谣，即：“任何批评公务人员腐败行径，影响公务员升官发财做大官的，无论真假，一律属造谣，严惩不贷”，——>以民告官，先自有罪；大明律大清律都是这样的。王局长不会是要回到明清毛时代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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