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视被告利益的“法治”，长着公诉人大脑的“律师”

标签： 林语堂 原告 被告 打黑 公检法 冤案 律师 文革 斯大林主义 公诉人 法治 黑打

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2-04-28 19:20:12

“被告有罪推论”意味着不可估量的不确定性成本；

“被告有罪推论”令“向弱者倾斜”初衷变成“向弱者问罪”；

长着公诉人大脑的国产律师的林语堂综合症；

监管公检法的“腐败”的荒唐的恐怖！

由于私有制的利益是个体的，因此制造冤案的社会效益不可能衡量，（不是不可估量），但冤案造成的个体损失则是确定的。同理，损害被告人利益鼓励讼棍现象，也谈不上“利于社会公平”，而因为诉讼泛滥的烦扰，对商业造成的额外的不确性成本则是可以计量的。当被动的司法诉讼成本不可忽略时，其不确定性成本在商业中就将反映为“诉讼准备金”，必须从税收纯利中再预扣，大大增加了商业成本。

被动的司法诉讼成本的定性公式是（诉讼准备金＝赔偿习惯判罚额度/单次诉讼成本）。当法庭判罚越高，而单次诉讼成本定得越低时，则说明讼棍产业链越是有利可图，讼棍们就越是象苍蝇趴在大粪上一样糜集。这些专门为了诉讼而兴讼的财富消耗，是非生产性的也非消费性的，完全就是因为司法法制的不合理，而产生的侵犯被告人权利益的逐利行为，损害的是被告人的利益，谋取的是冤案的社会贡献。

由于东西方的传统文化都是原罪文化，被告人的利益常常被忽略。在许多传统卫道的眼中，“被告”等同于坏人。所谓“可怜人必有其可恨”；“被告”必有其缺德。即使是在民法诉讼中，公众情结都更多地倾向原告，总是下意识地假定，原告如果不是受到天大的委屈，是不会走极端把被告告上法庭的。而当被告在公诉人案件时，公众的传统习惯就会假定，被告如果不是坏人，警察叔叔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这样一种原意“向弱者倾斜”的传统情结，在司法现实中就常常倒转成“向弱者（被告）问罪”的有罪推论。如果不是有这种愚民情结，是不会出现早年辩护律师对被告的训斥“我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好好交待”——>天朝特色的律师！如果不是愚民情结，不会有重庆的打黑中公检法联合办公制造冤案的流水线，也不会有谢亚龙和吴英案中的幸灾乐祸“法律不是被告的救生圈……”。

如果有人以为“中国民众的民主素质不高”，指的是教育程度低或者法律知识程度低的“贱民”的话，只能说明此言者本身，就是低素质的愚民之一。律师相应是公有制帝国内，教育程度和法律知识程度最高的一小撮人之一了，低素质动物的“林语堂综合症”，在这些律师的身上，反而反映得淋漓尽致！中国特色的律师，总是把自已当成了法官的替身或者站在公诉人的角度，而不是民事代理，被告人辩护。

上任领导离任隐居前，愚民学者忽然集中咆哮“公检法有腐败，国家为什么不严打？”。联合监管公检法的政法委，作为分管司法（实际上包括武警和安全部，等于是司法＋契卡内务部＋党卫军＋冲锋队，还联合了宣传部门）就“民意中”诞生。从此司法的正义帝国内就荒唐事不断。重庆打黑只不过是恐怖中的荒唐的冰山一角，司法部长要求律师讲政治（要求律师长着公诉人的大脑）只是权威中的一次。

只要公检法是需要人类运作的，就不会没有腐败；只要政委会有权力，政委会就不会不腐败。特殊材料做的公有制，就会有中国特色的腐败。“国家为什么不管”的逻辑，一步步走向君权、斯大林主义、文革和法西斯极权，早就在愚民被定制的民意中，走了整整十年！舆论文化的配合，前至明朝民主的翻案，近到文革英雄的平反，甚至连罗斯柴尔德也忽然亡我之心不死。这些愚民可是个个都读过大书的。

讼棍现象的出现，是不合理的法制设计，因为放弃了保护被告人利益的“受害者利益举证”原则，而导致因为逐利的讼棍（包括原告）借司法威权被告人利益的“公地悲剧”；是不合理的法制制度的衍生物。但是逐利的不止讼棍，连公检法作为威权的部门，本身也是逐利的！如果这种权威不是国民主权（国会）授予并受国民主权限制，公检法的领导就会以正义的名义，成为法西斯的上帝！这就是打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