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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和魏玛德国纳粹化的共同机理

标签: 魏玛 德国 戈尔巴乔夫 市场经济 犹太人 改革 国企 私有化 公有制 民主 民粹

目录: 现代国家社会史

时间: 2012-05-12 10:15:30

民主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共生政体

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左倾”;

魏玛德国缺乏市场经济的“空壳民主”;

为什么魏玛德国纳粹化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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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是市场经济(私有制)配套的共生政治制度**。传统文化对民主最大的误解,是把民主当成了一种“道德高尚的意识形态”,而民主又是简单的“选举,人权”。“人权”从字面上是没有错的,但这些传统分子又总是将其偷换成“人道”。结果就成了“民主是人道主义选举出来的高尚道德(元首)监管苍生!”,这就是怪胎所理解的“好的制度塑造好的官”。后面这句话,从字面上看,也是没有错的。

苏联戈尔巴乔夫左倾的(尽量保存国企)的改革路线,证明了缺乏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基础,民主充其量变成俄罗斯从叶利钦到梅普二人转的寡头政治。若论民主与亲民的开放,为了追求政治改革的信念,今天中国没有一个人赶上叶利钦,无论是在开放程度,还是在民望或者毅力上。当年叶利钦能够在苏共二十大作绝命演讲后自杀(未遂,救了回来),死谏戈尔巴乔夫要坚定改革。试问中公皇党内谁做到了?

魏玛德国则提供了另一个性质相同的反例。在一个传统威权文化盛行的社会,90%的民众认为“民主乱,没秩序”的魏玛德国,空有一个民主选举的外壳,却剥夺了地方主权对中央政治选举的决定权,仅仅保留了中央权力可以随时剥夺之的“被授权的自治”,(注意与国民主权原理中的自治区别);在基层经济上是严厉的监管和金融垄断下的寡头经济,在政治上却是法式民主对中央政权的“一人一票”

魏玛德国的经济社会,是一个缺乏自由职业的社会,也缺乏商业自由兼并的社会。魏玛德国名为民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和市场的自由度,较之俾斯麦的德国还有所退步。当小百姓无法自主求生时,(失业高涨),除了投身于各种激进的粉丝政党以外,完全没有选择。德国偏偏按反垄断的精神限制商业兼并,却按照“法式民主”的观念,在多党制中鼓励的民粹政治的互相兼并,直到最终的政治垄断。

老百姓的要求尽管不高,但总是需要活下去的,而且要求活到越来越好,(至少不要恶化)。魏玛表面上的民主并没有提供民生自主的渠道,高昂的税收、崩溃的货币和偿还凡尔赛赔款的经济压力,都导致魏玛民间小经济的破产。对犹太人的仇恨,不仅仅是剥夺了少数犹太人金融家的财产,也以铲除犹太人为名,绞杀了中小商业经济,侵犯了对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德国经济退化为国家监控的寡头经济。

在希特勒上台以前,魏玛德国总是处于失业高涨,小民财富罄竭,俾斯麦时的保障无法恢复的状态。因为对经济的管制,景气时期导致新增财富大量集中于寡头,从而拉大了贫富差距。正如东方帝国和所有公有制瓦解的社会一样,这种贫富差距也被算到“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的头上。当碰上大萧条这样的不景气,失业压力就会倍增。同样如东方帝国一样,魏玛的政策的不良后果,几乎都是扩大了失业

旧德国有限的市场经济,是霍享索仑君主制开明专制下,在德意志关税同盟和德国统一条约中,对东南德自由经济传统的接纳。以霍享索仑王室为代表的东部容克贵族,则充当了一个军政合一的世袭执政党的角色,在东部建立了一系列军工目的为主的国企。以德国皇帝为核心的东方的军政“体制内”集团,监护着西部经济相对发达的,以鲁尔为核心自由经济区。这就是旧德国的二元的政治经济的模式

德国专制君主随着战败而消失,东部出现了容克国企私有化后的寡头扩张。西部则在沉重的税务和赔款压力下,围绕着当地复苏的地方旧领(如巴伐利亚亲王)的寡头化。简单说,开明专制的“皇帝”没了,民众得到的不是民主,而是寡头放肆的“国进民退”。老百姓除了投靠某一寡头或政党以外别无选择,等同于逼良为娼。在这种条件下空有一个选举民主的政治框架,魏玛德国纳粹化,是时间上的问题

改革成功,文革才不会卷土重来;国企改革中的强词夺理,向文革斯大林主义招手;悍然国进民退的“改革”

警惕文革的人士常常迷恋吗啡;公害知识分子在地狱对“通往奴役之路”的追求;

合法性,号召力,“信仰缺失”;极权社会不具备可持续性;社会极权化的三个条件

自费当五毛,不要惹众怒;成绩是领导的,黑锅是自已的;自费大师朗咸平老师的成功经验和李敖

自费的权威不会是经济学家;经济学是实话实说得罪人,专门发不了财的专业;朗咸平和作为经济学家的米塞斯

清贫的经济学让大批学者五毛从业出卖良心;对权威型的“经济学家”可能改行当五毛,要留点神

粉丝被权威(偶象)忽悠成炮灰的必要条件;个人主义不存在成为权威、粉丝或炮灰的可能性

洗脑、宣传和宗教的路径;意识形态传播与商业兼并类似;政治经济资源购买(招安)自费的权威

民主是私有制市场经济的共生政体戈尔巴乔夫改革失败的原因是“左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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