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自治的居民，才能明白地方文化的价值

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5-08-20 22:09:35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2vuza.html

只有地方自治的居民，才能明白地方文化的价值，才会珍惜它，爱护它！

一个地方的地方文化，只有它的自治居民，才知道它的价值，也才能爱护；一个地方的民众，只有自治条件下，才能自护自爱。一个自爱的自治社团，一定是财政排外，才能成其为自爱；只有自爱的地区团体，而不是牺牲自已的居民“解放全人类”的革命根据地，才会将自爱的诉求，诉诸于公共的民主政坛，成为本地居民利益在联邦体内的护驾，才能让本地居民，免于成为伟大领袖的依附者。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以及一切专制的政治集权和一切的“过客，外来人”不可能关心处。这一切也就是“排外”的户籍制度（居民自治）合理性的原因。

以广州为例，外来移民对广州地方商业文化的不爱护，可以从一个细节看出来：说“政府为什么不监管的”，无论是否有广州户口，估计９０％以上是说国语的；比方说，可以去考证一下，那位国企广州乳业的一把手王丁棉先生，是说白话还是说京腔的？如果说“普通话的不是广州人”，并非仅仅是语言隔阂，更大程度上是自主自强的商业文化，和国语南下所意味着的“政治优势南侵和控制”的对立。白话中称之为“捞仔”，本意指北方过客不愿融入本土文化。他们即便广州落户，就是为了把广州同化进中华帝国政治，他们一直都是党国的空降兵，从来未把自已当成广州的citizen！

“捞仔”在部分羊城人的口中，可能是贬义的“避而远之”（学名歧视），但大体上是对这些并非真的愿意融入广州市民社会的异乡人的素描。“捞”，就是“捞一把”之意；“捞仔”就是“（全无底线）捞一把”的家伙的统称。不能说异乡人都是捞仔，但是许多在上海广州这些地方捞食的过客，却没有对自已被本地接纳，有丝毫感激的“移民，过客”，甚至还“反户籍制度，侵犯市民最根本的利益，损人那怕不利已”的愚民公知民粹牛二的素描！笔者不明白的是，当这些人已经从上海广州这些城市“捞一把”以后，为什么还要损害这些城市的居民，谓之正义？

在美国初建立到20世纪初，欧洲农民工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一是捞仔，捞远以后就离开美国回归欧洲故里，然后谴责美国的资本主义之缺乏信仰之类。但是美国有着自治自卫手联邦体制，并不介意欧洲的捞仔忘恩负义。还有三分一的捞仔，没捞够本离开美国，美国也不介意，因为美国有地方自治的州县政治，如果捞仔之欧洲农民工，不能融入地方州县，则他们的道德谴责那怕符合基督教的原教旨主义也是白搭；但如果他们融入到地方州县政治，捞仔天大的不满，也只是州县地方的政治分支，不会出现“国家为什么不管”的广泛正义。但是在中国，就不是这样。

ps:美国在开放移民的“镀金年代”出现了强烈的排外情绪，所谓“排华法案”只是其中之一；美国有着本能的户籍制度，直到把移民大门关起来！

今天到广州上海打工的北方（内地）农民工，大抵下近似于美国当年的欧洲农民工，只不过数量级百十倍。而广州上海等稍发达地区的城市自治权，甚至比不上美国的一个县！因此在中华帝国之中，听到的就不是美国社会拒绝欧洲农民工对美国本土盎格鲁文化的污染，反而中华帝国传统忠诚臣民对上海广州市民文化的痛恨！不过话说过来，这类反户籍制度的话，一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帝国公知在喉舌中所言。笔者在接触未入房的农民工等外来劳动者中，几乎没有真正关注所谓户籍制度的。而已经入户上海和广州的新移民，趁乱爱起哄的不少，但真正反户籍制度的没有。

如果说“说上海话的，与说国语的”两种上海人之间，还看不出明显的观念差距的话，在“说广州话的，与说普遍话的”两种新旧广州人之中，对于明显的，特别是关于自由商业的观念的差距。如果说，连地方户籍制度没有受到中央打压的香港，也对于本土的自治权缺乏足够的自觉和敏感，不乏自以为“首先是中国人，然后才是香港人”的传统臣民模范的，在户籍制度被迫开放的（还在强迫继续地，甚至是无限制地开放的）广州城，差不多就是中央如何严厉监管广州尚存的商业文化的问题了。但是如果的市场经济才是中国的出路，那反户籍制度意味着何种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