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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08-11-20 20:04:20
本系列话题，尝试以大历史观的眼光，观察中国文明的千年趋势，理解在趋势中“应该发生”的往事：
《不要妖魔化敌人》;
《宋朝败亡的原因》;
文明存在的目的是什么？文明发展的目的是什么？中国历史发展的目的，又是什么？这是一个时时困扰笔者的问题。在这个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前，笔者与其他历史性爱国者一样，为明朝焚掉航海图叹惜，为明亡于清叹息，为清败于列强叹息，为宋败于金叹息，为传说中的秦桧代替高宗同志害了岳飞叹息……
笔者曾经一度以妒忌的心情羡慕俄国、阿拉伯帝国、波斯、蒙古等等疆土广阔得出奇的帝国。如果把它对照宋明苟促的狭小疆土，那可真是让人沮丧无言。有人会争辩“明朝疆土非常广阔”，通常会加上“SB”歇后语。不过，如果不是用“军队曾经到过的地方”，“名义上曾经贡顺的藩国”作为疆土，而是，以实际委派官员，收取税赋为标准的话，明朝的疆土，也就比宋朝多了河西走廊，和燕北辽东这样几个地方，大体上，也就是3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中国历代皇朝的实际疆土，唐、元、清除外，包括隋，宋，明在内，都是300万平方公里农业适应地。元有欠州，算是超出了300万平方公里老巢，（元不等于蒙古帝国，是前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唐再有安西都护府势力范围直达河中，而清掩有西藏。以实控疆土而言，清是中国历史上领土最为广阔的朝代。反而秦汉晋的实控领土，不及江南五岭。江南五岭真正成为历代汉族帝国的疆土，始自东晋，到隋统一。
看上去很小！但是，这是以农业适用地的标准来看的。所以，当笔者学会看历史地理后，就觉得，阿拉伯帝国，波斯，蒙古汗国这类的大帝国，其广阔面积，并不算太令人羡慕。就象今天的丹麦、智利、阿根廷，其实是仅次于中国、澳大利亚的疆土广阔的国家。前者拥有格陵兰，后者，声称对南极洲拥有主权，假如任何主权国家打算对南极洲作经济性开采的话。甚至日本，也是领土面积远远超出中国的国家，它的主张领土，包括六分一的太平洋的海底！但是，显然暂时还没有几个人会把这几个小国，看作是疆土大国。因为，他们拥有的领土，至少目前来看，还不是“有经济价值”的领土。这里，日本的海洋领土除外。笔者一直觉得，日本有一天会向世人证明，海洋领土的价值，不亚于大陆领土。
以农业适用地的标准再看旧中国的领土，那就不是小次品，而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珍稀品种！条件较接近的，只有恒河流域的农业灌溉区。尼罗河流域耕种条件一定程度上超过中原农业区，却是在两岸狭长的绿洲里延展到地中海，（很奇怪这样的地理怎么没有发现古战船水战记录？），适农规模远逊于中原大地。类似的还有两河流域，古印度河流域。这些诞生了早期人类文明的摇篮，尽管，文明出现时间早于华夏文明，但只要看看适农区的条件、规模，那么，古代农业文明之最辉煌，今天人类人口最多的民族出现在中国，就不会偶然的发生了。最后一个迟于中国出现的，是嵋公河上的文明（扶南），这是许多人忽略了的。在公元千年之际，它孕育出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吴哥，人口超过一百万！同期相同级别的城市还有宋汴梁，（南宋临安），君士坦丁堡，巴格达；以及同样发达但规模较小的如威尼斯，德里等。
截至公元前八世纪，除了以上少数几个狭小的适农地区，人类的生存区域，就象荒漠大海中的几个绿洲，艰难错落地延展着：从地中海这个那个几十平方公里缺乏灌溉的小平原，到西亚这个那个几十平方公里靠坎儿井灌溉的绿洲（绿洲中央通常是某个著名的古城），这样的世界一直伸展到中国称为西域的中亚势力范围内。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国发展不起来的商业。在西域以西一直到地中海，商业却是会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因为，只有少数物产的分割的小农业区，如要不是互相交换产品，如何组织出更多的生产力呢？哈密瓜虽然好吃，还是要卖到河西换回小麦，才能拿到喀喇换回三河马，三河马才能拉着商人的马车到大板城讨回漂亮的姑娘……。而在中国的适农区，居民只需要走出很短的距离，就可以交换到足够品种的生活必须品。那么单纯为了交换同类产品，或者并非必须的奢侈品，用得着作远距离的商业交换吗？
人类实际上具有与其他哺乳类同样的生存特点：出于对于生存环境的保护，具有天然的惰性，只要能够维持生存，人类，和人类社会是会自然走向停滞、消亡。可不要以为这是不好的本性，实际上，正是这种本性，才令人类进化到今天。否则，就会象《黑客帝国》里smith密探拧着mophis脖子说的话：“人类，就是病毒，无限制消耗掉环境所有的资源后自取灭亡”。既然在经济上远行是没有必要的，那么中国文化自然地，就形成了“父母在，不远游”的保守文化了。中国社会以自然经济的形式，以不断强化专制的传统文化，千年维持超稳定的社会结构，可以说，是自然条件的选择。
以此眼光，古中国的实际领土虽然只有300万平方公里，汉晋的中原区更是只有150万左右，但是，还算小吗？反而是阿拉伯这样的大帝国，本质上只不过是管理松散的，占有无数古代“南极洲”那样无农业价值领土的虚胖巨人。打败了十字军入侵的萨拉丁的萨拉森帝国，名为帝国，人口只有600多万，能够征发的军队只有20万，也就相当于同时代东方的西夏，比之日本，还有小了几分。无它，只不过萨拉森帝国，是一条下尼罗河绿洲，外加十几个农业绿洲，散播在沙漠的海洋上而已。维系着这个沙漠海洋上的松散帝国的工具，就是那时侯的物流工具：骑在沙漠之舟骆驼上的商队！无怪乎，当耶路撒冷王国圣殿骑士团在雷曼德的率领下抢劫了萨拉丁的商队后，萨拉丁马上对耶路撒冷宣战。生死攸关也！
了解这些古代小农业区对商业依赖的方式，不难理解21世纪中国，那种为了出口而出口，屯积别国货币的“先进性”是多么荒唐！出口换取别国的货币，必须重新换回别国的产品，再返输本国，赚取更大的本国货币，才有积极的意义。否则，那就叫被奴役的殖民地！别说别国的货币是可以随意发行的，就算是金银财宝，也只会令本国经济崩溃。明朝的白银流动性过剩，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此之前，同样命运的还有阿拉伯的阿拨斯王朝，（同样是越来越有先进性的专制帝国），它的末代哈里发，被蒙古征服者关进屯积了几个世纪的宝库里饿死！估计那位先进代表临死前，会后悔当初出口换黄金，不如出口换大米小麦来得实惠。
再进一步看看，最类似中国的农业文明，俄国罗斯民族，为什么出现在第一个千年以后，而没有出现在千年以前呢？原因也很简单，因为罗斯，连同日耳曼，他们所在的中东欧，是在公元八世纪后，随着干草、独轮车的发明，香料的使用，令到原来的荒漠成为农业区的原因。部分对历史不太了解的国人，常常被“中世纪的欧洲很贫穷落后”的简单描述所迷惑。其实，今天的欧洲不是中世纪的欧洲，欧洲是一个迟至八世纪以后才真正得到开发的新大陆。一直到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欧洲只不过是不适宜农业生产的蛮荒，西方地中海文明（当时还没有欧洲文明）的边疆，是与日耳曼人划河相对的莱茵河；在巴尔干，则隔着多瑙河对峙的达西亚人。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中世纪的欧洲发展水平，逊于东方已经很成熟的宋，甚至差于没落前的同期的阿拨斯王朝藩属区，象，大马士革。
公元千年之际的世界大城市没有东中北欧洲的份，最大的城市，很可能，还比不上东方宋朝的小邑。不过，相比气候相似的古满洲的发展水平，欧洲不见得怎么落后。古满洲，明代称辽东，现代称东北、远东边疆区（俄国），一直到1860年为止，还是一个欠开发的荒凉原野，整个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只有区区几千人居住。为什么呢？中国一没有发明干草，在冬于仍能养殖牲畜，二来，也没有发明象四轮马车这样的交通工具，把深远绿洲中的产品运出来，三来，可能是中国没有商业传统，没有象北欧诺曼人那样的半盗半商的跳蚤物流。明代有点这样生活模式的出现在东亚，叫倭冠，有些好的有些坏的，看上去都不是帝国喜欢的品种，统统的，死拉死拉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到民国初期，开发今天那几个人满为患的东三省，还是开发新大陆一样的口号：闯关外！
看看中国的领土形成：东北面，是没有成功开发的旧满洲恶劣气候区；西北，是沙漠海洋外的若干小岛，即使“轮台以西尚有千顷可屯”，汉武帝也轮台悔过，不干了！南面，缺乏可靠的海洋运输船只，中国没有办法把统治扩展到嵋公河区域，（八世纪诺曼人发明的尖底船到红朝还没有被中国民间掌握），西面，是世界屋脊，东面，是大海。在这四面限制中，是连片的大块的适农区域。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旧中国历朝，对于抵达适农区以外的军事扩张，完全提不起兴趣。因为，扩张的目的是为了得到人口（晋以前）、适农区。如果既不能得到人口，得到的土地也不能耕种，那么，管理它反而需要花费多得多的成本，通常反映会对税收的消耗，转运中损失的人命，积累的民怨……。这样，中国传统疆土就自然而然局限于历朝大同小异的区域，并尽一切可能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袭，维持对国内饥荒的调济，直到有一天，人口的增长超出了安全限度，最终在自然环境的破坏下，超出了政府救济维持的能力，一个朝代也就此崩溃，人口大批死亡。这样死亡几千万人的大减员，中国历史，非外敌为主要原因，至少出现了七次之多。这样一个周期，差不多就是２００年一圈的循环。
这样，读者就可以体会到本文最想说明的一个道理，一个困扰了中国文明2000年的魔咒：为什么，中国文明会很保守、很满足地困守300万平方公里的农业区。甚至于今天中国搞社会主义，一天到晚反美反日反西方，反了一百多年，说到底，也只不过是害怕别的什么人，拿走了中国自古相传的几百万耕作农业区。潜台词就是：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不管死多少人，不管穷多少代，不过向美国进贡多少产品，保住了田，就保住一切；一切财富都来自土地庄稼！“一切财富都来自土地庄稼”，如果今天还是农业时代的话！
有朋友会争辩：汉唐曾经抵达咸海、阿姆河流域（河中地区），怎么可以说是保守呢？其实，唐，可以说是扩张。而汉，则是被动性地“驱逐”，汉自武帝后期对西域的进击，目的是要驱逐匈奴对汉农业区的威胁。一旦目的达成，汉就已经把西域抛之脑后，令到花不了朝廷几个钱的班大人，也是“但愿生入玉门关”而已。西域，只不过是沙漠海洋上的几个绿洲小城，对于中央朝庭，没有多少吸引力。唐早年同样是因为要降服突厥而进击西域，一旦解除了突厥的威胁，高宗武则天朝，对于吐蕃占有西域故道，也是听之任之。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吐蕃，或者前往中亚昭姓九族这些商业民族来说，丝绸之路的贸易，是换取必须品的攸关要道，非争不可，除非，唐朝能够保证供给！而对于唐朝，包括明朝，贸易换回来的，就算是利润，也无非是社会生活上用不上的皇宫贵族的奢侈品！
存此差距，中原朝廷之不争西域，也就实在是有点真正爱国的成份。同样，明朝放弃了代价高昂而全无效益的远航舰队，在当时而言，也确实是合理之举。大可，不必耿耿于怀。在本博文章《人类文明迁移扩张经济文化因素重于军事》一文，以及《中西文明不碰撞，中国文明会走向世界吗？》，都有相关的说明。
中国各朝代，与蒙古汗国这样游牧掠夺性的军事帝国相比，是比较文明的国家。所谓文明，是指他们具备财富积累的意识，财富的主要来源，是生产性劳动。而蒙古汗国，他们没有意识到生产、税收，可以带来更大的财富。在他们的印象中，财富，来自于屠杀原占有者，掠夺他们的财产。因此，他们的财富，是广阔的一次性掠夺的“领土”。在他们看业，这和原野牧猎，没有什么区别。这也就难怪，成吉思汗看到耶律楚材从残破的花刺子模收取的一年税收，居然等于攻打金朝抢夺赃品的三倍时，所流露的惊叹。因此，对于中国各朝，如果不是在生产上可以获得正利润的收益，那么，放弃对农业区外领土的征服、占领，是不是就是最正常的举动？中国历史文明存在的目的，就是尽一切手段维护300万平方公里农业区的历史。明里是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定时不定时侵袭的历史，实际上抵御土地人口平衡周期性崩溃的历史（内乱）。其中只有一次是例外的，那就是蒙古对金朝的入侵。说明了这个问题，下一段，就要说明，为什么中原帝国对游牧民族的军事预防手段，无论是主动性征讨，还是被动性的长城防守，都不可能成功。
同样，以此角度看中国历史的诸朝统治者，也大可不必引用毛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为封建统治者总是坏的。超越各朝２４史对前朝的丑化，我们可以看到，皇帝大体上是有正常私心的普通人，在私心以外，总体上还算是努力地履行着“保持主体农业区稳定”的社会职责，以及，行使着对部分农业区天灾人祸的救济平衡任务。除非达成超越性的现代民主政体，真的推翻这个皇帝，换另一个皇帝，未必会更好。如果换上的还是不明社会职责的“农民领袖”，结果还会更糟糕得多。早在西汉未年，老百姓就用“新莽不如汉，更始不如新莽，赤眉不如更始”，这样革命领袖一批不如一批，恰如其份地评价了这种“改天换地”的本来面目。
换句话说，历史性的爱国者，大可不必恨不得坐时光机回到过去，幻想当一回百战百胜的超级仁皇帝。这些朋友的高明，就象那个谢胡元（灰熊猫），也就是在２１世纪YY明朝，那种事后诸葛亮的高明。真到了历史时侯，不见得比宋高宗更高明，比崇祯更高明，比袁崇焕更高明，或者，比搞出了大饥荒的毛上帝更高明。历史的大悲剧，自有其悲剧的成因，不是某一两个人的错误。我们反思历史，也不是要归罪于某一两个人，包括，毛上帝本人。而是要了解历史的真相，吸取历史的教训，还历史于真实，先人安息，后人努力，少犯错误。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