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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08-11-30 15:45:17
这五篇文章,是同一个主题的系列。重点是说明一个著于《孙子兵法》中的战争原则:兵凶战危,国宜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同一个原理在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则以“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并以逻辑类比“政治是经济的继续”的方式,最终得出,“战争是经济冲突的一种方式”。战争的目的,用本博的一些原则认识来说,就是“战争目的在于形成自身最大的经济优势、储备;并以军事防御的手段保卫之”。战争的根本含义,是“文攻武卫”。毛上帝用到文革中的这四个字,本来是挑动国民内斗。但是用到国家战争中,却相当合适。文,不是写文章的文,而是通过和平时代的经济竞争,取得最大的战略优势;从而迫使对手在战略形势非常不利的情况,与已方决战。最典型的战争例子,就是美日太平洋战争。同样,当汉尼拨迫使罗马军在坎尼,西庇阿迫使汉尼拨在扎马,凯撒迫使维钦及托列克斯在阿来西亚决战时,战争的胜负,早在战役开始前,就已经注定。
以同样的眼光观察美国两百年来的战争取向,再看英国四百年强国的历程,可以发现,英美,基本上是沿用了这种“文攻武卫”的模式,以制度优势带来的经济竞争优势即文攻,迫使劣势的敌人与之决战,然后凭借战略优势战而胜之,对战败的敌人分而治之。从而步步实现的世界霸权。不认识到这一点,而单纯“反美”、“反日”,“反西方”,妖魔化敌人,“示形于外,实侵于内”,寻求国内不公平制度的苟延残喘,不妨想想,中国有多大的生存机会。军迷关心国防不是坏事,但是,知兵者,更要知战,知道为什么要战,为什么不可战。兵凶战危,国宜慎战;怯防勇战,战为不战。为不战而战,才称得上是知战,才有资格谈兵!
现在再来看看宋朝,为什么会败于金、元?首先我们要明确,从知战的标准看,宋的战,是慎战,还是轻战?结论是:几乎清一色是轻战,轻易作战。不幸的,其中的代表,恰恰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岳飞。当其时,确实不宜继续与金朝作战;和为正着。
这里要重新澄清一下,“弱宋”,自笔者了解一点军事史后,就不再采纳该观点了。宋与北方边疆少数民族国家的交战,胜败是:
1)北宋与西夏,是不能速胜,渐取上风;
2)北宋与辽,平手对峙,不分胜负;
3)南宋与金,平手对峙,不分胜负;
4)南宋与元,长期对峙,渐居劣势,最终败亡;
以此观之,对南宋军事的评价,应是“攻之败”,而非守之败。轻战败攻,才是南宋最后不守的原因。对于长江以北,特别是黄河以北的是进攻,宋军依赖的运河后勤系统,并不能提供很大的作用,相反,很容易陷和北方军队对后勤线的袭击而崩溃。这种情况,自南陈败于隋,以及后周击败南唐的战争中,就已经充分体现。
这里另引进一些笔者认可的结论:
1)宋的对手,已经不是原始游牧部落,而是拥有强大军事经济实力的汉化边疆国家;其中特别以辽、金为代表。辽还可以说是边疆国家,金就已经是中原帝国,而元,建立时,已经是一个世界级的大帝国。尽管它的势力范围只是及葱岭以东。(西部是察合台汗国诸部势力范围)。
2)宋朝的军制强干弱枝。地方军固然无法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中央军的每一次出战,都类似于费用巨大的远征,难以持久。与此同时,宋朝由于担心军队坐大,多有牵制,外行领导内行,进一步削弱了宋朝军队从事长久攻守的能力。
3)宋军严重缺乏骑兵;如果说步兵集团还可以依靠密集弓弩加以保护,那么,依赖后勤的宋军就无法依靠骑兵对后勤进行保护。一般人对宋明在骑兵上的劣势多理解为正面交锋的劣势,实际上,蒙满骑兵的优势在于攻击对方后勤供应线的自由。这点,与现代装甲部队的作战方式,非常相似。
补充进笔者的一些结论:
1)宋代黄河改道后,在河北省中部形成八百里大沼,结合太行、恒山天险,今天的京津地区,成了罕见的天险雄胜,进可攻,退可守。从南方的进攻部队后勤很容易在通过险峻山地时遭到敌骑兵的攻击。没有后勤资重,则无法攻克辽金元首都。因此,柴世宗、宋太祖的愿望,也仅在收复关南十六州,与辽对险相峙;宋太宗、建文帝的北伐,多少就败在这一条劣势上。明太祖的北伐是唯一成功的一次,就冲这条,我觉得明太祖在军事上布置,还是很有水平的。明初明军在战斗力上,确实胜于蒙古元军。
2)汉击败匈奴,依靠的是轻骑兵对匈奴生产游牧民众的扫荡屠杀;破坏了匈奴汗国的生存基础;这一策略,对于辽金边疆国家,很难奏效;
3)唐破突厥,以及明初几次败北元,依靠的是步骑对没有城廓防卫的游牧营地的突袭。有趣的是,在广阔草原上,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如果能成功定位后突袭对方的中央营地,通常可以出奇制胜。典型例子是蒙古军袭灭克烈部的战争。宋军,以及辽东战争中的明军,都没有这种条件。这样,宋、明军北征,就不得不旷日持久地组织北上攻城,而把自已的脆弱的后勤线暴露在对方的骑兵掩袭下。这样的战争,不但代价高昂,而且极易失败。
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还有一层重要的政治因素,长期被官方“历史专家”忽略。那就是,辽的翰鲁朵、金的猛什谋克,元的千户,后金的牛录;本质上都是围绕着少数民族军事府兵组织的常备军系统。少数民族区分,加强了这些“府兵”的忠诚。同时,这些少数民族常备军组织下辖的大量汉农奴提供了必要的给养,甚至部分汉军本身就是这些基础军制的一部分(如后金)。这样,边疆少数民族国家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实力,较之简单的历史记载,常常更为强大。象后金的牛录,如果把它理解成60-80户丁的半农半军的非常备军,还是理解成“拥有60-80乘二乘三倍的常备军,军需由所属的更多的包衣汉农奴提供”,那么,后金在辽东的军事实力,就远比许多黑袁的军事专家估计的要强大得多。
以上,都是战争性的因素。那么,战争最重要的一点,不在于打不打得赢,而在于为什么要打。可以这样假设,如果宋朝打下了辽地,然后呢,历史会怎么样演变?根本宋朝的政治制度。我们可以认为,就算宋太宗北伐成功,也不能占有辽地,只会在辽地由于李继迁、李元昊这样“强行解除武装”的政策,而在辽地激起更多的地方政治武装对抗。以宋在对辽、夏地方战争集团的表现看,宗最终会把辽地,送到另一个不知是谁的地方军阀身中。宋朝的军政制度,搞不定辽地的。事实上,宋朝神宗时也曾经收复了河西,结果,也是同样的原因,丢给了西夏了事。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一个办法,就是采用藩镇的方式,把这些地区承包出去,让少数军事集团代替中央,把这些地方守起来。
这样做当然是有风险的,唐朝就是由于这类强藩作乱,皇权迅速中衰,————注意,中唐衰落的是皇权,而不是华夏本身。作为社会经济,自安史之乱后,仍然十分繁荣。一个小小的吴元济能够拥有多达五万正规军,可见当地经济基础可不是一般的繁荣。蔡州,只是一般性的州郡。为了避免藩镇割据,宋朝如果不是取消藩镇,(那便守不住辽地),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边藩作为特区,在边藩后面建立强大的警备区。————如果宋朝是这样布置的,甚至,就不会有西夏李元昊的叛乱。当然,也不必攻打自愿作为边境小国的辽了。
藩镇能够忠于中央,当然也要有一点好处。这点子好处,只怕要超过只占两宋税收百分一到百分二的“岁币”。岁币是给辽金的,买的却是宋的产品。性质,类似于今天美国给以色列,或者韩国、非洲的贷款,要求买的是美国的产品。等于是国家承担了货币扩张,消化了本国某些多余的生产能力,(目的是维持)。当前经济危机中,中国生产过剩的危机显而易见,怕过不多久,中国也会向非洲什么的,提供类似的“人民币贷款”的。目的就不象美国,是为了保持强大的国防科学研发力,而仅仅是,令充满优越性缺了国家扶持就要破产的国企集团,暂时不用下岗。
结论很奇怪,如果宋朝攻打辽是成功的,并能守住辽地,只不过,是换一个方式纳岁币,拥有辽地的,是一个可能拿宋朝更多钱的宋藩。宋朝积贫积弱,其实是宋朝内政使然,与宋朝对辽、金的岁币,没有半点关系。既然如此,那么宋朝打辽国,所为何益呢?辽国本身不是一个很好的藩服对象吗?由宋朝战略上的错误,就不难得出结论,除非宋朝军事占有绝对优势,否则,玩火多者必自焚,最终亡于北方细菌,似属必然。宋朝打的,一直是不必要的战争。以致于,当真面对必要的战争,它反而打不赢了。
本人的结论是,宋朝本质上,亡于过分好战。宋朝所以最终败亡,不是因为它的经济不发达,军事太软弱。而是,他打了一系列目的既不明确,经济效益也不肯定,社会道义不见得有很大的认同,(光是宋朝一方上层社会的认同,只是其中一票),同时战略战术上也毫无把握的战争。以“力战经营天下,霸王四年卒亡其国”。宋朝自神宗始,用了差不多两百年,挨得够长了。宋朝在当时的经济、地理条件下,不应该搞中央集权制“强干弱枝”。而应该鼓励工商,在军事上,依靠工商优势,从海路渐渐北上控制要津,这样,就可以把辽、金、元与辽东后方割离。最终不战而胜,让辽金元降为藩镇。这样,根本就不能冒险发动一系列的北伐。
宋朝战略决策上固然很致命缺陷。其政治上主体发展轨迹也是弃边疆利益而强化对内专制,对军队的牵制、经济上的集中(王安石变法),道德治国的顶峰(理教),都始于宋朝;其经济制度上,在宋末与北方元朝也没有太大的优势(元朝工商制度也很开明)。这样,宋朝最终败亡,过多在军事上扼腕,就没有必要了。
本系列话题,尝试以大历史观的眼光,观察中国文明的千年趋势,理解在趋势中“应该发生”的往事:
《不要妖魔化敌人》;
《宋朝败亡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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