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恩令瓦解地方土地财政，结束高房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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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投资投机经济危机

时间： 2008-06-28 12:10:31

西汉初年，各地诸侯林立，情形与今天有若干相似。笔者是主张地方民主自治，中央宪政共和的。不过，自治，不是诸侯割据。许多人把自治等同于军阀割据，那是因为他们的概念中，没有民主这两个字。不错，如果地方的自治权力没有地方民主力量的约束，就会蜕化成诸侯割据，军阀混乱。这也是因为20世纪初的中国，没有中央政府的同时，也非常软弱的原因。也正由于同一个理由，20世纪初的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三位代表中军事讨平政治统一的军政领袖，尽管于分权分治宪政共和的理想有出入，仍然较之陈炯明的联省自治，更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回思三十年前改革之初，小平同志主导的改革方向，正是这样的“分权下放地方，压缩编制，精兵简政”的指导思想。我们的政府规模，也一度在90年代初达到了它有史以来的最小规模。但是由社会思想解放导致的88事件，中止了这一进步过程。以公务员朱所带动的“新政”，令改革方向，从“精兵简政发展经济”，改革为了减少政府对社会形成的财政负担，变成了，“如何让社会负担尽可能大的政府负担”的“改革”了。相应的代价，无疑就是经济的萎缩、购买力的下降，相对应，就是房价高涨，物价高涨，（特别是编制外）民众工资不涨。改革，已经偏离了原来的轨道。但是，作为改革目标上，也就是缩小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范围，减少政府编制、预算规模，还利于民，还利于社会，培养社会购买力，最终，在满足社会购买力的生产过程中，培养出我们这个民族社会工商业的核心竞争力。这个目标，并没有任何需要更改的地方，只不过以公务员朱为代表的政策，搞反了。朱，本应趁着公务员相对社会的收入优势减少的机会，（只是优势减少，当时公力员实际生活水平，还是处于最高档次），加促政府退出特权利益，精简编制。他呢，却利用特权，以加薪为名，进一步扩大公务员收入水平相对于社会的强势、优势地位，结果，政府预算规模扩容了好几圈。改革成了改不革，完全整反了。别人象新加坡，也有公务员加薪。人家却是加薪伴随着政府规模的压缩，留下的人少了，工作责任重了，加薪了，政府规模反而是小了。但是中国不是，留下的人多了，工作责任轻了，特权范围扩大了，政府规模比神五变神八还快的直线上升。

这还算是往好里说。许多自以为是公务员的吃皇家饭的打工仔打工妹，嚷嚷着还有“公务员”薪水低。实际上，政府部门大了，真正做事的人，象税务局吧，坐在前台窗口的都是那些实际工资很低的编制外合同工，真正高薪的有资格的公务员，是坐在“白宫”里不用干活的。有些人说供电局抄表工多少钱，其实，那活，也是工资很低的合同工。有一顿没下一餐，真正高薪的，是不用跑大街的。这才是高薪养廉的真相。所以为什么政府无论大多少圈都不够，只因为，除了已经抄得实际利益的既得利益者，还有更大量希望抄得利益的攀龙附凤。这才是公务员朱的“改革”，最终会害死全中国的原因。政府占用社会资源的规模已经前所末有，但是仍然在巨大的缺口面前积贫积弱，这与靖康之变以前的北宋皇朝，何等相似？

中央按改革之初的方案，确实一直把权力下放到地方，但为什么88事件以后，效果就变得南辕北辙？原因，恐怕就是前文描述的社会基本规律：地方自治，缺乏了民主约束，就会蜕变成诸侯政治，财阀（军阀）割据，是社会的倒退。88事件否定了一切民主作为进步的因素，今天，象郭跳跳之流的封建卫道士伙同封建媒体，还在抓着一切机会，妖魔化“西方民主”，抵制中国人民参政议政监督政治清明的民主权利。这一切，都在促使今天社会的地方诸侯财阀割据的形成。突出性的表现，就是今天房价能涨不能跌的背后推手的土地财政。就在六月中，一个代表着部门和地方势力财阀既得利益的“高等级”会议，声称要维护着目前高房价的稳定。它本质上，是地方财阀与中国公众利益叫板，土地财政与银监会代表的金融安全叫板。中国公众真是太苦了，其中，也包括了部分的房地产商，一方面房价不能再涨，相对于即使是中等收入水平的公众，房价仍然太高了；同时平民收入水平，就业水平，其实是在下降之中；另一方面，房价却是没有跌的空间，因为土地财政早就把其中的主要利益，纳入囊中。别看房价远远超出社会承受能力，到了离奇的程度，许多的开发商，其实现价售楼，已经是亏损的。一些脑残级的开发商，还希望推高这个泡沫。其实，支持房价的核心在于购买力。购买力支持不下的房价，是一定要崩的。开发商追求的，应该是在房价回归价值的过程中，保障自已的利益，换言之，和公众站在一起，迫使土地财政，归还不当得利，弥补开发商的合法权益！

银监会的处境也很艰难。银监会算那门子官？那些个银行，听地方财阀、部门诸侯之命，多于听银监会的。银行不用为社会购买力下降、金融危机伤脑筋；也不是不知道炒房客、地产商用银行贷款炒高房价带来的是末来的坏帐。但是，当期利息、回佣是当期自已的收益，风险是继任者以后的风险。在所有人缺位，更缺乏民主氛围的中国，这笔帐，他们还是会算的。结果，整个房价地价，就相当于土地财政代表着的地方财阀，给银行当权者贿赂，通过“高等级会议”施压“房价不能跌”，把银行存款变成了地方财阀的土地财政收入，把风险，让银行末来，也就是银监会去背负。这，就是那个要保持高房价稳定的“高层次”政府会议的由来。

中央如果放任这些地方财阀横行霸道，中国不亡，恐龙也会永存了。

地方财阀为什么能够横行霸道？无他，也就是前文所述“地方，缺乏民主约束；中央，也放弃了监督的权力”。今天还算是有进步的，起码有互联网，管理员有时侯会少删一些文章，多多少少，还算是有那么一点点的自由空气流进了封闭的社会，就算有郭跳跳之流的官养专家为高房价唱赞歌，但是老百姓血汗缩水是不争的事实。这一点点自由空气，可能就会让成千上万奴隶变质，成了有思想的平民。地方财阀，多少还会有点顾忌。或者，这就是东南地区，多少会比西、北内地开明一点、繁荣一点的原因吧？中央可以收回下放地主的权力吗？这不是不行的，但是，可能又变成另一种退步。而且，中央集权，从来就不是一种开明。所以，一些人主张的加强中央集权，对应地方腐败，只不过用更不可抑制的中央腐败代替之。明朝，就是这样一种腐败的牺牲品。地方腐败，还可以有中央监督，那么，中央如果腐败呢？难道，象伊拉克和大清帝国那样，找八国联军去监督？地方建立民主约束，不是一朝一晚的事；何况，地方财阀本身的权力也会作梗；同时，也不可以把权力回收到中央。那么，应对目前困难局面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我想，晁错的“削藩”（回收权力于中央），是不行的；汉武帝的“推恩”，却是可行之法。

现在的核心，不就是地方涉及经济的权力太大，以至于形成过大的财政缺口，不得不以土地财政相弥补吗？那就“推恩”，把权力推向社会。不是让地方政府“自理”成了财阀，而是让地方社会自治成为民主。以中央之威，让地方不再承担GDP造假之重，放弃除治安、民政、社会保障以外的一切权力，让所有国有企业，如果不是从属于中央国委员的，就全部在地方私有化。地方任何基本建设，依靠地方专项建设债券募资。这样，地方的干预经济的的权力消失了，对抗中央调探政策的“下有对策”也就消失了。中央就稳固了，至少地方百姓，不需要再养地方的猪不能杀，猪肉价房价，或许能够降一点点；社会就业、收入水平，社会需求也会增加。通胀压力不说降100%，降80%以上，那是有把握的。中央削藩，只不过是权力变现的又一个轮回，如果推恩，迫使地方还政民，可能，中国改革崛起，就翻出了新的进步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