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自动满足人权自主的有能力的交换需求

标签： 人权 医疗设施 茅于轼 农村 市场经济 医改 补需方 需求 需要 资本 逐利本性

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09-02-01 12:57:40

有些博友，对于“计划经济，权力经济”仍然有过分的心理依赖，对于市场经济仍然心怀存疑。象简明网友，担心“补需方”不足以完善医疗供应。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不理解，也是对资本逐利本性的不了解：只要有钱赚，就不用担心资本不情愿。换句话来说，就是“只要天放晴，不用担心银行不给伞”。不信任补需方，对供应方的促进，而直接投资“补供方”，是对资本特性的无知，不会利用其逐利本性的表现。可以说，如果连资本的逐利本性也不信任，人世间也没有什么是可以信任的。

部分网友提到“需求，不是需要”，这是点精之词。还需要补充一点，就是“需要”是个人人权感好的概念，他人无权代为作出判定，这就是茅于轼《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人权》的道理。举例说，有人翻天覆去睡不着觉，或者医生（专家了），父母（至亲了）会说，“他需要药”，而事实上，可能是“他需要女人”。再举另一个例子，每个男人都需要N个明星美人增发做二奶，这叫“需要”，但是只能用一生保证作为代价，和某个未必是明星的女人定合同，这叫“需求”。连一生的家庭保障都做不到，好多男人只好打光棍，这叫需求不能满足。

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可大可小。往大里说，可以说是中国计划经济遗毒的通病，“当官的为老百姓的最优选择能力瞎操心”，举个例子说，有专家建议给老百姓平均分消费券，“假如老百姓不消费换小钱存起来怎么办”有官这样说；有专家建议给老百姓平均分股票，“老百姓把股票卖了换钱存起来怎么办？”，有官这样说；有专家建议给百姓医疗补贴，“老百姓把钱不看病吃了怎么办？”有官这样说；有专家建议让老百姓自已选择消费品牌，“老百姓不懂专业知识受骗了怎么办”，有官这样说……，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各位，这类计划经济里，官们高高在上，很好心地鄙视老百姓的基本人权，也就是鄙视老百姓的基本的智力、需求感受，这类代表着最高权力欲望的“语法”，相信任谁都可以举出几个。

换一种思路，想想以下几个问题：

1）官们，有这个权力，替他人担心？替他人衡量他人人权所及的“生活需求，生活感受”，是好，是多，是少，是坏？除了烧火棍，可以举出其他证明官们权力的证据吗？

2）老百姓没有按“官的的计划经济”路子去消费，是老百姓们蠢，还是官们根本不知道，老百姓还有更紧迫的需要？

3）老百姓按自已的路子消费，高高兴兴，官们干嘛不高兴？

4）老百姓按自已的路子消费，高高兴兴，为什么不视作是“最真实最正确的市场供需信息”，而视作，违背了官们的“好心”？

5）官们的责任，是满足让老百姓高高兴兴的“最真实最正确的市场供需信息”的需求，还是花纳税人的钱，滥施“老百姓很不开心的好心”？

6）作为员工时，我们是希望公司发钱给我们过节，我们自已买东西，或者存起来；还是，希望公司发一大堆不知为何物的“过节礼品”，象月饼？

7）作为儿女时，我们是经常给父母买东西过节，不是，请他们吃顿饭，给他们钱，让他们买自已喜欢的东西？

回到医改的问题上。作为医疗行业的供应者，也就是所谓的医务人员，作为指定的受益人，能够旱涝保收得到国家财政的投资，视自已的好心，所谓的“职业道德”给患者看病，当然，是很爽的事。相信没有几个中国人，不愿意从事这样旱涝保收的职业，何况，工资福利还不低！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把钱交给患者（补需方），让医疗行业的供应者，成为供应商，在市场经济的优胜劣汰中，凭自已的汗水、专业、技术、信诚、泪水、品牌，为患者（消费者）提供最为质优，最为价廉的服务呢？

作为社会的“管理者”（注：社会的“管理者”是中国特有，世界通则是社会的“服务者”），为什么不让专业人员凭自已的汗水、专业、技术、信诚、泪水、品牌，为患者（消费者）提供最为质优，最为价廉的服务；而强迫从业者依靠拉关系请吃饭（轻的），行贿回扣，色情诱惑，才能争得“指定的医疗产业供应者”受益人呢？为什么要让自已认为是“好的亲的”专家成为排他的收益人，剥夺公众在市场上的选择权呢？

这个问题，本博已经说了很多，引用文章顺序，就可以进一步证明这个问题：

根据《价值守恒定律》，交换才是价值；

根据《市场交换的基础是人权》（茅于轼），得到只有消费者自已的购买意原才是真实的需求；

根本两文的结果，得出《抓生产促GDP，不如“抓就业促消费”》；

进而得出《只有国民福利才能救中国!》

国民福利多被误解为“社会保障”。其实国民福利是“权力还财于民”，“还富于民”，“藏富于民”，社会保障是国民福利的一部分，不是全部。社会保障是针对社会中的累积弱势人群，象农村贫困积贫人口，原因有很多，象超生是一个原因；（本博反对任何道德理据，只是说明，是原因）；在不扩大贫困面的前提下，强制性增加较优势社会成员的税负，为这一部分落伍的民众，提供基本财政条件允可的消费能力；保证《公平，而不是平均》的社会制度。否则，就会面临《“医疗之改”与“医保之改”》，否则，《极力维护不公平制度的往往是爱害者自已》。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在这个问题陷入认识混乱，说明一些朋友还没有真正了解，人权，民主，和市场经济；潜意识里，还是想做“超越社会”的天才，把握社会分配资源的权力。“满足农民的需要”，“满足百姓的需要”，“满足国民的愿望”，是好心的伪问题，是道德教士去争论的专业范筹，对于科学民主观的人士来说，《道德啊，世间邪恶，均以汝为名！》。这种文明认识上的差距，也就是中国社会为什么总是远离科学，远离民主，陷入《道德内战》之中，在《道德内战中走消亡》的原因，——————而且，是在不知不觉的高尚感觉中！所以笔者呼吁，《弱势阶层，不要哀求道德的慈悲》。违背科学规律，不能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如果同时总是要“民众需要代言人”自居，就会沦落为《民粹面纱下的极左》，追求的，同样是自已的权势。

《圣经》说，“上帝，让你远离邪恶”。我的话是，“科学，让你远离邪恶”。科学认知的方法论，不属任何人专有。

最后提一提简明网友的问题：“农村医疗设施短缺的问题”，请问，是谁判断它短缺？谁有这个权？有这个资格？答案是。谁也没有这个资格！简单点，衡量目前财政可以投于农村的能力，促进农民消费的能力，放开农村医疗价格管制；如果价格升得太高，说明供求短缺，再谈“农村医疗设施短缺”的问题。至于是鼓励民营资本进入这个市场，由财政给病人以补贴；还是建公营的穷人医院，解决基本性保健康复的需要；都是“确定问题后如何解决”的下一个步骤。

以笔者的了解，“农村医疗设施短缺“是亦真亦假，假者居多的，由作为供应者的农村医护人员自已提出来的“问题”。（开发商还是中国房子短缺呢！）。中国农村最急切的不是“农民的医疗”，也不是“农民的福利”，而是粮食价格管制，农业再生产投入严重不足，从而严重损害了农民收入能力的问题。也就是说，是茅于轼提议取消“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的问题。现阶段跳过农民收入的产业调整，片面提“增加农民保障水平”，如果不是面子工程（无法继续），就是，农民会把钱存起来，补充自已基本收入的不足，该问题本博多处提及，但只有一文《令人揪心的四万亿“内需”是否拙劣凯恩斯的老调重弹》有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