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隶社会传统文化传承的三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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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0-01-20 15:38:18

奴隶社会传统文化传承的三个因素

中国历史从纵比来看，中国一直到邓中国为止，底层居民的处境几乎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毛中国的一点改善，还是拜托西方现代医学之赐。从横比来看，中国即使是相对最发达的唐宋，与同时代的西方社会相比，都不占优势。更不要说东西方差距明显拉大的明清两代。考虑到“过去的辉煌”是历史的负担，笔者继指出中国从市场交换的角度看明显落后于西方同期的社会发展，再进一步指出从底层成员生存角度看，中国古代也是落后的；一点都不介意愤愤跑来骂街捧场。

新中国首席御用文人郭沫若大侠，将马恩社会发展史本土化，不但是东西方的“封建feudalist”，地方威权的领主农奴制，与央权编户农奴制，两者实在靠不上谱。而且也无法区分中国两千年几百个伟大领袖，和郭先生的主子毛泽东，还有今天的金家三父子，有什么社会权力利益结构上区别。如果以feudalist封建社会计，郭沫若没有把中国的封建社会列到断代史以前的夏初“防风氏”为例的地方领主，也算是脸皮不算太厚了。反之，如果以“人权和利益归属”考察中国社会，则完全可以与欧洲领主社会连同标准的罗马奴隶社会一起，标定为不同形式的奴隶制社会而已。

从平均寿命看，可以认为欧洲中下层的生活水平较罗马的奴隶是有所提高的。而中国两千年里，农民和奴隶的生活水平，一直没有得到改善。那么，再看资本主义社会后，象1844年，恩格斯笔下“悲惨的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达到了2010年的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以及拥有抗生素等现代手段的官方统计寿命，约60岁。那么，恩格斯为之民粹的英国工人的生活水平，还真值得“自然主义”社会里的中国农奴们羡慕。

文明之初是“万恶的奴隶社会”，毕竟是从后人的眼光去看的。相比于原始氏族社会的自由公民的死亡率和艰苦的生活，和失去生存领地的战败者几乎是死路一条，奴隶社会之相对原始氏族社会，无疑是万善的进步。奴隶社会的开始，并非始自暴力，而是氏族等级社会的技术化传承而已。奴隶并非象马恩辩证出来的所谓始自内部的债务奴隶。不妨想想，连“交换市场”都没有成熟，上那找那么多的债务奴隶？

奴隶最大量的来源，是购买！向别的“人权奴隶主”购买，向战争贩子购买，向养不起子女的父母购买，……；只是在奴隶购买（易货）市场初步成熟后，才出现因为债务而依当时的法律，将一部分穷人以债务奴隶的方式转变为他人名下的奴隶。这种购买市场，实事求事地说，一直到毛中国开始前，仍然广泛存在于中国的农村地区。所谓有需求就有供应，有人购买奴隶，也就有人“供应奴隶”，至于供应方式如何，就不要太关注其中的技术性细节了！

其次，奴隶社会至少相对于原始氏族社会的中层成员，奴隶的生存条件反而有所改善的，则是另一个应该尊重的事实。最后，尽管从后人的角度看，奴隶的处境万分悲惨，但是，在当时的社会里，不能否认的事实就是：无论是奴隶主还是奴隶本人，绝大多数都认为，奴隶制度是合理的。后者，恐怕令马恩斗争哲学论者大跌眼镜。无论是东方孔孟人文哲学，还是印度的“好生之德”。

甚至象斯巴达克思这样的奴隶英雄，都只不过是认为奴隶主不应对奴隶太严酷，应该尊重奴隶的生命；而不是否定整个罗马奴隶制。斯巴达克思向克拉苏提出的停战协议是，全体奴隶军成员为罗马服务，开辟边疆，也就是抓新的奴隶，换取奴隶起义军的自由。可见，即使是在斯本人看来，罗马的奴隶制，也并非是不合理的；只不过是奴役了他斯巴达克思，才是不合理的。从维持当时的奴隶制秩序角度出发，罗马元老院拒绝斯巴达克思的和平建议而必欲尽歼之，并非没有道理。

而在东方儒教社会，这种以人道主义为体现的“杀婢杀仆不祥”的人道观，直到今天，一直被作为人权普世价值观的代用品。奴隶社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自然传承，并非依靠暴力开创，确实改善了包括奴隶在内的绝大部分社会成员的处境，并且被包括奴隶在内的社会成员认为是合理的。此三点，是奴隶社会得以传续，而不能简单地以“万恶的奴隶制度”一语蔽之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