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财税度量衡很混乱;“石”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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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0-06-04 11:58:14

中国古代财税度量衡很混乱

“石”的意义;“过重的担子”

宋朝产出是汉朝的8-10倍；税收是5或1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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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流通一直不畅，交换主要是用粮食作为通货的以货易货。因此用一石粟费30钱，由此算出战国时人均GDP极高，又是一类傻逼的天才；其实是没有参考意义的。“钱衡”过于混乱。从李悝商鞅等的对论中，战国可以认为三分一的农产量用于交换，三分一食用（含畜用），三分一缴税，这就是当时的小康温饱之家。汉初15税一，汉文景年间是30税一以下，可以说是让百姓多了一倍的消费能力。但是豪强佃租达到4-5成，则说明最低生存水平是人均粮产量的一半。

中国古代农产量的度量容积和重量混杂，各朝变化极大，一朝之内不同地方也有混乱。亩的大小，亩的基础“步”的大小，石作为重量和容积的区别，石在历朝中的变动，唐宋时还趋定规而仅随朝代而变动，则汉秦时可以说是乱七八糟。在现代的很多所谓考证也是乱七八糟，多不胜数；如果随便抄N篇高手的权威文章来“驳倒”笔者的话，当是很容易的。

笔者见了很多装模作样仿制黄仁宇的大侠，既没有区分“原谷”和“精米”的容积和产量的区别，甚至把谷物的比重搞反了。比水重的谷物，估计混进多达一半的沙子（硅晶体比重为4，谷物比重约为水的0.5-0.7，大麦最低，小麦最高；加工成粮比一般是0.6）。大米即使磨成面粉，其中也有空间，因此不能用实粒大米密度换算。为免纸上谈米，笔者特地和孩子们一起称了自已家里的泰国米，一升米约为950克。据笔者所知，谷的密度轻于白米，大致是米的0.9倍。

（注：笔者其实觉得黄仁宇大师，对于货币和度量衡，他自已也是稀里糊涂的）。

由于粮食容积与重量并不是一个常量转换，因此宜回复古代粮食以容积算原粮，则自宋以后的石与今天的市石基本吻合，约相当于3.5蒲式耳。但宋明以后城市居民不再在家里去壳，（汉朝家庭个个去了壳再煮饭），因此汉代公务员工资，用粮食作货币算的是原粮，唐代后到宋明算的是米，清代算白银。一石作为容积又作为重量，最早是一个挑夫平均能挑的重量。

“石”既能简单把握容积或重量，也能马上估算所需的运输人力。秦汉缴税距离比较远，一个挑夫所能除去自已自已吃的，一石的数值就比较低。这样又被分出了大小石。用官府收税计，一石约合今天6-8斗，约30公斤。宋明清以后尽管细则有所区别，但是一个挑夫能挑的数量，还是大致可以衡量一些过分离奇的换算显然是错的。象有些人换算出明代一石大米150公斤，哇！那不是大象，就是巨人举重运动员呢！

宋明清以后粮食度量基本稳定，一石与今天的一市石基本相当，谷物约合120斤。宋元代一两白银折合粮价一石，后多有波动，而以一贯对一米，而一两折两贯。那是由朝廷收银而令民间缺银，则物价就显得相对银而“跌价”了。大部分情况下，一石米相当于一两银的换算，还是比较适当的。由相应可以得出宋朝一石，实际上相当于汉朝的税收（或交易）的三石，与计算农民家庭口粮收入的小石接近。两者之间的差距，其一是谷与米的差距，其二就是运输成本的预支。

由此计算下来，秦汉和战国的平均亩产量，与今天相比，还是比较低的，换算成今天的亩产，平均也就亩产100-200斤，相当于今天的低产田。这样，结合当时的开垦地区相关的田亩约数，就可以知道宋与汉朝的人口中、总税收的粗略比较。宋朝的农业静态产出约是汉朝元平年间的8－10倍，实际税入水平是5－10倍（视谷物与绢的比价）。也可以得出罗马安东尼王朝实际税收至少是宋朝的3倍，波斯埃及行省至少达到汉朝的一半。原因在于，罗马和波斯的税收是净收，而汉宋赋税是产量毛估，没有考虑税收成本和运输损耗。从汉宋的“石”的差距，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反映出汉朝的物流成本，征收过程中损耗至少达三分之二。

关于战国先秦的史书，几乎就是或真或假的记事体，记传体，编年体……，反正就是没有数字！准确地说，没有准确的数字，有的只是形容词功能的数字！（笑）。其他人象空子，左丘明是没有条件具备数学，司马迁却是有条件接触所有数学。但是司马先生的《史记》，来来去去的数学全是胡扯的道德形容词，真正有用的数字，比方说秦朝有多少亩土地？汉初有多少亩？垦荒多少亩？郡户有多少口？这些都是实记有数的，但是司马先生，一个数都没有记下来！估计的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