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不讲科学”即“有没有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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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知识论和交流沟通学

时间： 2011-12-27 22:04:15

科学的历史学和经济学中，观点（细节）是最不重要的；

“天无二日的逻辑体系”下的方法论，将导致大量“不容争辩”的逻辑结论；

缺乏逻辑一致的方法论，将导致大量“自相矛盾的，但不容怀疑的”观点；

“讲不讲科学”是指“有没有逻辑”；

由于个人的方法论，乃是与他人沟通的逻辑体系；因此当方法论表现为在天无二日的单一逻辑体系时，就将出现与基本的假定前提相一致的众多结论，从而出现“牵一发动全身，攻其一点，必及其余”的情况。除非否定其逻辑前提，如实体经济学中的“进化论＝人性本私＝边际效用＝人权利益和自主选择的权利不可侵犯＝天赋人权”，或者确认逻辑过程中的概念转移，否则其结论是先验性的，不容争辩的。

这样就产生了在（逻辑前提＋单一逻辑系统）下的一系列“不争论和不必争论”的结论。如“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否则将导致共同的贫困”，“议会民主权力不容怀疑，否则就将成为君主极权的奴役之路”，“没有私有制，就无所谓公平”，“向弱者倾斜，将剥夺所有权力弱势者的生存权”，等等。这些结论，就构成了实体经济学，也构成了实体历史学即大历史观，也即构成了实体社会学。

方法论是在个人哲学基础上的必须透明的逻辑系统。因此没有逻辑（NULL）在“必须透明”的意义上，也可以算作一种“逻辑”；而哲学永远是个体的。但在传统文化人士的大脑中，由于缺乏了方法论这一个关键的逻辑环节，就把“个人哲学”当成了“透明逻辑的方法论”，这样就产生了诸如“那种哲学才是真理”，或者“科学也是一种哲学”的，在逻辑上是古怪的，在信仰上是自然的观点。

因为缺乏了方法论的逻辑环节，要达到沟通者“共同的哲学（或公共的道德，或共同的信仰，或真理，如此类推）”就很必要了；而且这些“公共的哲学”又必须是逻辑混乱的，否则就构成了透明的方法论了！因此传统文化人士热衷争论真理的潜台词，就是“逻辑混乱的共同哲学（或称公德）”是不可缺少的。结果无非是你的哲学压倒我的哲学，还是相反之公说公有理的口水仗。

因此当一些人反对“形而上学”（哲学指导实践）时，他们下意识地以为是“形而下”（经验实践中归纳论点）；而争论着谁才是科学真理的方法论论时，他们没有意识到，“科学的方法论”必须是透明的逻辑一致的单一逻辑系统，是不允许包含任何未定结论，未明确的定义，也不能包含任何第三方定义的；即奥卡姆法则。因此形而上和形而下，都是错的。科学的体系中，没有哲学的位置。

所以无论历史学还是经济学，（此两者实际上等同），研究方式和审查他人观点参考意义上，都是一样的，必须首先忽略其具体观点，而审查其方法论，是否符合单一逻辑系统的要求。只有符合天无二日的逻辑规则后，实证考量才是有意义的；由之而得出的逻辑观点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无论是历史学还是经济学，“观点（细节）”是最不重要的，是到最后才加以确认的一个逻辑的信号。

大历史观即实体历史学的方法论是先验性的，不取材于具体历史情节的。而攻击大历史观的，主流（传统的）历史学的方法论即历史哲学，则是“来自于历史和现实经验的结论，再选择性筛选历史情节”的，即不具备如大历史观的进化论（人权不可侵犯）式的，独立于历史素材的先验的逻辑体系，这样就构成了自证循环而违反了哥德尔定理。从而无法摆脱“个案不具代表性”的实证约束条件。

“个案不具代表性”是“人与人之间必定有差异”的同意表述。俗语所称的“一人犯罪一人当，一人犯罪不及妻子”就是个案不具代表性的日常应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显见违反了这一客观规律。包括弗里德曼的实证经济学在内的凯恩斯主义方法论，也具有同样的不能摆脱“个案不具代表性”的实证约束；但偏偏这些主流经济学派，又依赖于自鸣权威的的统计和故作高深的数学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