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效果总是与善意目的相反

标签： 凯恩斯 苏联 计划经济 通往奴役之路 福利经济学 社会保障 户籍制度 效益

目录： 马克思主义和计划经济

时间： 2012-05-29 21:11:31

计划经济的“经济概念”基本上被偷换；

效益指“具备可持续性的责任能力”；

计划经济的经济效果总是与善意目的相反；

计划经济导致国民保障下降的“通往奴役之路”；

由于计划经济的“经济概念”，与市场经济的同名概念，逻辑上一般而言并非等同。其主张与结论之间，一般也无必然关系。如今天所谓“为了维稳必须财政和货币宽松”，只是凯恩斯主义的断言，与“国民经济（效益和总量）的增长”，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这种逻辑错误实际上就是计划经济的卫道士，一直以来用计划经济的“数量”，攀比上市场经济的质量的，张冠李戴的概念偷换。

科学是唯一的，天无二日的逻辑系统，不可能存在两种同时正确的，但彼此冲突的经济学。这类张冠李戴的概念偷换，与传统文化公有制中的民粹成分混而淆之时，如果“关心公共问题”的公众和知识分子，却不愿意关心“经济学的逻辑”，那么问题已经不在于那种经济学是对的，而是公众“愿意相信那种经济学是符合传统文化”。这就是传统社会的后发劣势，愚民总是大多数之故。

典型的如主流经济学中的所谓“要效率，还是要公平”，实际上是基本概念定义很含糊的，完全没有意义的伪命题。以福利经济学而言（即强调国家干预的“新自由主义”），他们所谓的公平，没有任何根据认为就是“经济效益”，而似乎只是个体消费水平的平均化；而这些哲学家（被称为经济学者）的所谓“效率”，随语境的变化，又游移于“单位时间的生产产值”和“效益核算之间”。

在基本概念如此混乱的情况下，用哲学的雄辩“论证之”，无非就是为不当的政治要求，和既得和的不当利益诡辩的手段而已。假如将公平定义为私有制原则，把效率定义为经济效益，则两者就完全是等价的，意味着最优化的经济和最大的税收，以及最少的需要社会社会保障的人群。换言之，如果将社会的可持续性的能力定义为效益的话，那么计划经济与效益之间的关系，就负相关的关系。

从市场经济和纳税人的角度，无论统计多少产品类型的“产量”或以某种官方单位度量（如苏联卢布）的“产值”，对于提供国民福祉所要求的效益（可持续的责任能力），都是没有意义的。而无论社会主义的产量目的是什么，无论是武器还是消费品，最终都是为国民提供最大生存保障，即可以转化为“全社会提高国民最大限度的福祉的能力”，从这一角度来看，社会主义的效益是非常低的，是负面的。

从**公式（保障水平＝（税收余额）/需求人群）**就发现，由于私有制松绑了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权，提高了税基余额，同时让更多的人自食其力，因此被指责为“不顾弱者”的私有制原则下的社会保障，程度反而是最高的。强调社会保障完成再分配的北欧模式（即福利经济学），由于税收余额的下降和待保障的人群增加，实际保障水平反而降低了。这是马克思主义和福利经济学没有预料的结局。

当这种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的，以凯恩斯主义和福利社会为代表的主张走向极端化，就成为左派所幻想的“高度保障”的大政府小自由社会，由于税收余额降为负数，保障需求人群变成全民，为完成保障要求就不得不把部分供应商国有化，此即国企以及国企在政府主持下国进民退。当政府自以为因为“财政支出替代”减少了财政负担时，民生就业的一个环节也消失了，失业和生存危机，就变得更广泛了。

随着“纳税的民企”变成“缴纳（国家保障要求所需的实物税的）国企”，更大的保障的缺口又不得不首先保障自身“左派体制”的稳定性，这样就产生针对干部队伍稳定的特供制度。对私有财产的侵犯所遭到的反抗，公有制必然失败导致的社会动荡，激化了所谓阶级斗争；国际社会对这种政体的警惕，最终导致国企主要转向军事化，这就是苏联制度的生产。这就是《通往奴役之路》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