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中国特色的科斯定理，公有制最大的癌灶不是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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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3-02-03 11:30:19

公有制文化对腐败的妖魔化；视腐败为公有制失败的万恶之源；

公有制帝国最接近地狱的时侯，也是干部群众最少腐败的时侯；

公有制的根本缺陷不是腐败，而是不能衡量成本效益的盲目投资浪费；

个体腐败避免了公有制倾家荡产，腐败是公有制避免亡天下的救心丹；

资本主义擅长于成本管理，不必象公有制一样，依靠腐败，避免亡天下；

当苏杭现象的特供链趋于枯竭时，一方面的毛左和民粹都长出了发达的收税人的大脑，另一方面则以怀疑的眼光，猜疑上级领导把有限的特供吃光了，——>这种担心并非幻觉，如果苏杭现象真的能稳定地给全国人民分红，也就不存在“特供”之说。因此只要不愿意改变苏杭现象的特供链的公有体制，毛左和民粹所能办的，无非就是开源和节流两种办法。反腐败的目的就是节流。但是在一个特别有利于寻租腐败的公有制的Order秩序中反腐败，固然是不可能的，退一万步来说，就算反了腐败，也是没有用的，苏杭现象的特供链仍会枯竭。

一些善于利用歪曲后的科斯定理的国有经济学家们期望，“假如腐败消失后，举国体制效率极大提高，就有了极大的优越性”，——>这其实就是“假如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做的机器人，社会主义有极大的优越性”的科斯定理版，或者说是“自私自利造成的交易成本消失了，资源配置就最优化”的，不妨称之为“有中国特色的科斯定理”。先不谈完全消除腐败是不可能的，退一万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科斯定理之所以只是中国特色，就因为腐败对于公有制造成的损失是次要的，实际上是公有制为了避免盲目投资的浩大损失的次优选择。

把腐败视为“公有制不能实现优越性”的祸根，是对腐败的妖魔化，其实也就是对“人天性本来自私”的妖魔化。这种对自私的作道德意义上的妖魔化，广泛见诸于所有公有制的传统文化，而无论是基督教还是马恩毛孔儒。但是令公有制信仰者难堪的是，公有制帝国最接近人间地狱的时侯，也是干部最廉洁奉公的时侯，象斯大林大饥荒时期，或者毛主席的大跃进。无论今天如何指责文革的十年浩劫，但文革的干部绝对比改革开放后更清廉，无论如何指责朝鲜的饥荒，朝鲜的干部比天朝更廉洁，人民比中国更有信仰，似是无疑的。

原因就在于，公有制最大的缺陷不是腐败，而是“计划经济不能衡量成本和效益”，导致投资的盲目和盲目中的投资饥渴。短缺的因而宝贵的社会财富，就这样在盲目的举国体制的浪费中付诸东流，至少百倍于所谓的“贪污腐败”。贪污腐败当然是有权贪污的官儿的利已所为，但公有制投资都是诸葛亮般神机妙算百发百中的话，那么腐败对于个人来说是不必要的。反正公有制体制是保证由国家分红的，同时把一切完全消费掉的“个人实物分红”（“配给”）视为腐败的既得利益，配给因为首先保证领导阶层，从上而下而被称为特供。

如果公有制的投资不是成本浩大的浪费，而是马恩毛信仰中的“极大的优越性”的话，不能说完全没有贪官，如同社会中不会绝对没有傻逼，但绝没有因为有几个贪官就亡天下。在生产就是价值，投资必定正确的体制中当领导，优先特供者还要贪污？不是傻逼是什么？非常遗憾的是，客观世界中，绝不会因为谬论被坚定地信仰了就会成为科学。如果公有制的盲目投资确实造成巨大的无谓浪费，就会令到“贪污腐败”可以在事实上节约下社会将被浪费的财富，也为权力中人自已未来生存作打算，因此成为公有制的次优减损现象。

这样就又回到了最根本的“信仰”上的分歧。马恩毛这些哲学爱好者，总是喜欢把“公有制之生产创造价值”与“私有制之交换创造价值”，视作可以选择信仰左或右的不同的哲学。而实际上客观世界的“短缺”是不可选择的，因为短缺所产生的成本压力，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个体选择而衡量投资的收益，从而确定投资取向的最优化，这一被公有制信仰者妖魔化为“市场不理性”，偏偏就是资本主义之所以比社会主义更能节约成本资源，更能发现替代资源，因而更能开放出新增的效益，而不必象公有制，求助于腐败以避免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