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王对贵族高标准严要求，卸磨杀驴的政治价值

标签： 欧洲 罗马帝国 马尔萨斯主义 罗马教会 民粹主义 经济周期 贵族 贪官 腐败

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2-07-19 21:16:20

罗马帝国崩溃后是1500年的漫长经济周期；

国王把（足额纳税＋人道主义）的双重责任加诸于贵族；

国王对贵族高标准严要求，然后卸磨杀驴的政治价值；

欧洲国王与罗马教会对罗马帝国的政治继续；

把欧洲中世纪看作是罗马帝国社会的继承者之一，整个从罗马帝国到中世纪第一个千年的过程，就是一次漫长的经济周期，从繁荣顶点的安东尼王朝，到萧条极端的法兰克帝国时期，再到恢复了社会经济的供需平衡，确立了罗马教会领导下的（格里高利七世的教皇革命），由神圣罗马帝国军事庇护下的欧洲基督教社会。至此欧洲方才结束了罗马崩溃后的萧条期，进入复苏期。

欧洲从人口角度上，一直到19世纪初才恢复到罗马帝国安东尼时期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且只有少数几个地区，是真正实现了超越罗马时代的（工业化）经济水平，大部分地区仍然停留在罗马同等水平的农业经济。中世纪的欧洲，随着罗马帝国的崩溃，因为社会供应链的断裂，而导致各级政权依靠单位实物税维持政权的运作，即“封建化”，治安和税收，通过Charter直接责任到贵族个人。

如果欧洲保持封建化而不改革的话，欧洲估计已经被穆斯林全部征服。作为军事化殖民的组织制度来说，（宗教只是制度组织的一个要素），穆斯林教会组织比基督教的政教二元制度，更为优越；而不会理采，基督教信仰的人士，是否信仰“分权总比集权好”。实体经济学的先验结论认为，公有制社会伦理背景下，集权要比分权更有竞争力。恐怕这就是文艺复兴以前，基督教节节败退的重要原因。

责任到贵族个人的封建主义，是君权政治在内部维持上，唯一可持续性的政治模式。当贵族对国王负有责任和义务时，也就换得了对民众任意侵凌的特权；这就是贵族特权的跑马圈地的马尔萨斯主义。如果不是国王把“向弱者倾斜”作为贵族的Charter责任要求之一，则所谓向弱者倾斜，就完全是国王的事。如果国王要求不能侵犯民权，就要在税收不足上负出代价。路易十六被革命斩首，就是这样的困境。

国王如果以国家利益为重，就不会接受人道主义的理由，让贵族可以减少课征证的责任；却不会放松人道主义这把架在责任贵族官僚脖子上的刀子。贵族背负国王日益庞大的赤字，如果还抱着“向弱者倾斜”的慈悲，那是拿自已的身家九族的性命开玩笑。官僚如果是清官，为了完成课税任务，多半也是个酷吏；如果是贪官正好宰了给民众出气；如果既是酷吏又是贪官，卸磨杀驴的政治价值就大得诱人。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化实际上是贵族承担负定额税收，约定国王不能卸磨杀驴的“约法”。因此而不幸让部分平民弱者成了人民英雄，那是党国革命的代价。回顾欧洲中世纪制度，在罗马帝国的政治废墟上的形成，本身就是民粹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频繁而交替作用的结果。一方面把欧洲（包括拜占庭在内）社会的中产阶级磨成粉末，另一方面又以民粹的民主集中制的形式，在小范围内组织欧洲王国的萌芽。

欧洲的王国并不是罗马帝国政治的继承人，因为欧洲的王国并没有承担起“保卫罗马弱者”的政治责任，欧洲王国和军事集团，象蛮族的法兰克和东西哥特，以及土著豪族如巴斯克人，以及侵入欧洲的阿拉伯人，都只对自已内部组织（一般是民主集中制）的社团成员负责，而视社团之外的民众是可以随意掠夺和杀害的“自然资源”，除非这些社团主动当奴隶，“有用地”投靠到军事贵族的麾下。

以罗马圣彼得教派为代表的基督教会，在伦理责任上自称继承了罗马帝国政府“向弱者倾斜”的民粹主义责任，意味着拥有了罗马政权的最高合法性继续权；但实际上没有掌握军事和政治及税收的权力，而委托给“有能力的国王圣人做”——>这是明智的！否则罗马教会就会陷入伊斯兰教会种入不敷出的困境。罗马教会和欧洲的潜在王国，就有了执政合法性互补合作的可能性，构成了中世纪的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