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依法治国？为什么意识形态需要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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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0-10-16 21:50:03

为什么要依法治国？

为什么意识形态－道德治国效率很低？

为什么意识形态需要权威？

意识形态的权威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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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有制社会以利益为纲，依照人权普世价值观的天无二日和相应的个体利益主谓宾所构成的对象逻辑体系，任何思想观念如果与之冲突，一律靠边站！对象角色的利益归属，也令“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变得真正可行——>不要侵犯他人的人权利益！因此私有制社会是没有意识形态的，更没有超越个体利益的“绝对的道德标准”。

无私的马恩毛孔儒或没有以个体利益为纲的如拜上帝教等意识形态分子，其社会价值观建立在一系列“断言”（格言，口号）上。虽然法律条文尽管也象断言集，但法律“断言”能够成为法律，除了有相应的司法执法力量（社会成本），还要到广泛精确定义，避免在司法过程中的概念偷换，造成有限的司法资源的浪费。否则无论是民主法律还是君权皇法的意义上，都不成为法律，而成了“行为指示”。

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断言格言集，则是缺乏逻辑的，有着巨大的“辩证”腾挪空间，几乎没有“执法力量”。这就出现一种奇怪的情况，一方面完全没有或缺乏“执法意识形态的利益力量”，另一方面几乎是任意偷换概念，又浪费着这一有限的力量。典型如意识哲学论坛上的口水仗，全属浪费时间。所以对于意识形态的“攻击”，只需要“守”就行了，流氓手段不是意识形态分子专用的。

为了克服意识形态手段的“低效率”，意识形态的格言，又总是以某种权威代表的“发言权”出现。权威作为超越个体心证的真理标准，是理性主义社会的产物，是意识形态社会的必然的衍生物。君主威权社会为了令自已的意识形态能控制整个社会，进一步用君权为支持，强化了某种权威，象中国两千年出现的孔儒，西方政教合一社会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及今天的马恩毛主义。

为了令权威有更大的随意解释空间，这种君主加强版的权威人士，如果不是活着的官方活佛，象中国科盲院的５００喽罗，就是已经死了N年的死神仙。象科斯这样仍然留着一口气却不是由官府养在畜牲栏里活神仙，其实挺危险的，万一象请进来的活佛克鲁格曼那样口没遮拦，“公信力”的忽悠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凡是权威大概都有几本专著，至少也有一点公开演讲集，实在没有就让他身边的遗属创造一些“雷锋日记”之类的“遗稿”。总之，有了几百万字的底稿，发挥出断章取义的选择性体验，甚至根本不需要“创造性体验”，就可以提供捏泥人般的任意性。所谓“批判理性主义的波普尔”，完全可以变成马克思二世。而发明了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也同样可以捏成一个要为情自杀的纯情少女。

所以一些专著于“权威考证”的意识形态分子，（想想看，能考证的还是权威吗？笑笑），抓着独家秘闻秘事秘字句，争辩说“达尔文是那个意思”，“马克思不是这个意思”，“毛主席不是这个意思”，“波普尔不是这个意思”时，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因为重要的不是权威实际上是什么意思，而是意识形态分子“将权威捏成，或曾经捏成那个样子，是什么意思”？

当意识形态分子这些行文流利的“脑残”，用高深的哲学，用虔诚的理性主义，成套的理性主义帽子，热情地要改造你的思想时，附以不容怀疑的权威，精明的政治陷阱，镇压着独立的思想观点（通称个人主义）时，甚至宣扬着超人的真理地位时，是否发现，他们都是没有自已观点，而只是鹦鹉一样重复着“权威”的只言片语时，就一点也不令人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