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是经济高峰,“胡人无百年国运”大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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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0-12-15 22:21:16

宋金是经济高峰，衰退主要在明朝；

清朝的统治比明朝仁厚；

为什么“胡人无百年国运”大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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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宋及清的中国经济总量的变化，除元朝不明确以外，在明朝以前一直是上升的；而在明朝后先是出现了停滞，随后出现了崩溃，在清中前代才得以恢复。明清的停滞中的维持与清代的恢复，又很大程度得益于北方经济自元金战争中的恢复，远自新大陆发现从西方传入的，包括棉花和玉米等农业技术等的进步。所以从生产关系的宽松计，不算晚清在西方“侵略”的挟迫下的进步，宋金这一代是颠峰。

宋元后南方经济的崩溃是在明朝的统治下完成的，象朱元璋那样禁海，再故意令三吴发达的商业经济崩溃，又象明成祖那样恶意的摧毁经济，即便是明朝仁宣之治后一面禁海，一面放任官商勾结的同时，打击所有非官（指权贵）的大型私有实体，平民的实际负担可以说是民不聊生，对此黄仁宇在《十六世纪的中国财政》和《万历十五年》，洪振快的《亚财政》中都有详述。

相比明朝，清朝的政策确实称得上是深仁厚泽，除了清朝统治者对社会的负担（王室＋宗室＋八旗＋绿营），比起明朝（王室＋宗亲＋府兵）要轻外，满清对汉官集团的约束，也比明朝更有效；或者说，满清的腐败成本较明朝要轻。总的来说，清朝社会无论是从产出还是从人口上说，都明显较明朝要好一点。康乾盛世当然不能与同期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相比，但是比从前历代盛世，也确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也显而易见地，所有这些外来少数民族的政权，除了清朝外，确实是“胡人无百年国运”，与哥特王国相似。两者的原因很可能就是与“外来少数民族政权”有关。既是外来民族又想长治久安，就不能不多于自敛又缺乏自信，易于作出肃反的扩大化，（即使是这样，清朝的文字狱和诛连，其实比明朝还是要少一些）。少数民族政权，对于当地多数民族代理人怕其坐大，严于管束就减小了官员腐败。

在管束了本地贪官的同时，少数民族政权也乐于与土著大团体如明朝的孔儒文官集团，哥特在意大利与黑手党们，听取这些大团体的意见，如耶律楚材对成吉思汗集团起到的作用。这些实际上是为了少数民族政权利益的本能，在事实上都令少数民族政权对于“寄生的宿主社会”来说，政治造成的社会负担，相对来说是比较轻的。

这种情况与秦国聘用外来如商鞅的国相，实际行政效率高于本土如魏冉这样的贤臣，道理相同。只不过是任用外来大臣，可以视作君主任人唯贤不区一格，国民心理上容易承受；而一旦“华夏有君，君为夷人”就觉得是奇耻大辱而已。少数民族政权对社会造成的负担较轻，这就是少数民族政权－王朝，在和平时侯（战争时代另计）是比较繁荣的原因。

但是也正因为是少数民族，所以多数民族对于外来皇帝是天然的反感，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少数民族的执政合法性。中国人如是，罗马人同样如是。所以象Aspar三代已经掌握东罗马国政50余年，被元老院推举为皇帝，还是不敢即位，而任命下属利奥一世为皇帝。同样的原因，也令斯提利科和埃提乌斯大权在握，生死俄顷之际，仍然不敢即位一搏。

事实上也不是这些政治老手“幼稚”，而是深知其风险。可以想象今天一位美国援华英雄如陈纳德，或者毛的苏联顾问崔可夫，真的当上了华军司令再自立为委员长，在中国的支持程度会是几何？如果此时有另一华人领袖跑来振臂一呼，只怕这些华军也会马上反水。在其治理下发财的华民，大概也没有几个敢放财支持“外裔领袖”。所以少数民族政权最佳的手段，仍然是树立傀儡而不是自已为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