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大帝国迅速崩溃造就英雄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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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0-05-22 19:07:35

阿拉伯和蒙古的帝国成功在于保住了胜利

帝国成功关键是与被占领区社群的合作

中央集权的“强大对手”迅速崩溃成就了大帝国（《君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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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的迅速扩张，注意中外官方“公认”的观点，（爱认主子的中国文化，最喜欢“公认”这词），通常都会强调，第一对手潺弱恰好让这些好运的强悍民族碰上了；第二这些征服者残暴不可抗拒，典型如《狼图腾》，暗含“愚昧残暴就是战斗力”的说教；第三是领导者智慧无比或信仰正义无边。这种公式般的历史观实际上是全盘错误，更不是“公认”，而是“史盲作家公认”。这种完全不用历史支持的公式，也给套用到了如毛泽东这样的冒牌天才身上。

第1点是断言，“被征服者一定是软弱的”，第二点是断言更加无考而且错误；第三点是英雄史观“胜者为王”。这三条公认的“历史观点”，明显违反了大历史观的必然性观点（用偶然性解释历史），用“英雄”局部环节的断言式评价解释历史流程。这三种历史成败观，显然就是春秋笔法的道德写史历代评出来的历史故事。在中国，倒是成了“官方权威”的解释。

无论是从阿拉伯与拜占庭的激烈攻坚，蒙古对金国的艰难吞并，即使是明显由胜利者写就的历史，都可见其中的残酷和艰辛。残暴就是战斗力更是对军事细节中体现的战斗力一无所知的臆想。蒙古和阿拉伯的成功，最重要的并不是他们的军队打赢了多少场战争（役），而在于他们成功保住了成果。那就是以明智的当地政策，与当地社群的合作，令这些社群可以成为自已战争机器上的一分子，处境却好于他们在当初的君主下的统治。

即使是蒙古的作战方式造成了更大范围的人口损失，但是蒙古人对于成社团可组织的当地民众的投奔，是来者不拒所谓“大我蒙古”并且信守承诺。历史上从军政意义上说，蒙古族的武装都是一个可靠的同盟者。正是蒙古人对同盟者的诚朴，蒙古军西征中耶律楚才这样的战略军和行政组织者，令蒙古的西征并不仅仅是一次劫掠；也有郭宝玉这样对于攻克诸城至关重要的技术力量。蒙古骑兵更大程度，是为郭宝玉等人提供攻城的弹药而已。

摩柯末并非低估了蒙古军的战斗力，而是低估了“野蛮人”的管理能力。相反蒙古第一次对金国的进攻，占领效果就大打折扣。几个波斯，花刺子模帝国，还有金朝，在危机时都多少表现出中央集权帝国的痼疾：为集中力量办大事（危机）的中央集权，在碰上危机时，条件反射是更强烈的中央集权，也就导致更迅速的崩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金汴梁被围攻时，金吏对寡妇存粮的征收和惩罚。金吏显然认为面对围攻，小民爱命不爱国还想保有一点点口粮，是大逆不道的。

相反，金宣宗在中都失守后，大举封设汉族地方豪族相当于唐节度使级的地方权力。这些豪族也就成为蒙古西征归来后的坚强对手。最后，蒙古军也不是杀光被征服者，屠城只是很少比例人口损失。蒙古军作战中的人口损失，主要产生在制造恐慌的流窜破坏之中，大量的人口变成流民而在堰塞湖雪崩中损失。蒙古军对征服地的占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与当地部分社群的合作而完成。这些人在元史中也分列于籍，象爱薛，勃罗，土哈，赡思丁等人。这些蒙古军在西域的合作者，部分迁居东方就成了今天的回族，提供的技术如回回炮，对于蒙古军攻破南宋，起到了修补短边的意义。

蒙古军尚且如此，则阿拉伯帝国在开始征服过程中，更不能称之为野蛮。除先知本人曾背约杀害700名犹太保卫者外，伊斯兰军队在初期几乎没有出现过背信和屠城。对波斯几乎清一色是打败了对方的正规军，这确实是战斗力的优势；作为对被占领区的安全保证，然后提供更有利可图的行政政策。对于贩依伊斯兰教的地方政治官僚，全部留任保留原来的地位。对伊斯兰信众征收与基督教会相同的十一税。

任何被征服地区，可以保留自已的信仰而交纳不超过五分一的贡金。作为参考中国秦是十税五至六；文景时代税收是三十税一以下；（汉初几乎等于免税）；东汉末期到魏晋则是三分税一。三国对屯民都是十税六；唐宋以降都是三税一。显见仅以税比来看，伊斯兰军队支持的低税武器，就算在中国唐朝大陆也有竞争力。相比之下，罗马久来已经是苦于皇室的征派而日益贫困。而波斯的奢华也不会真的是天赐的财富。暴政之下面临军事手段辅助的政策征服，阿拉伯帝国的敌人就显得相显脆弱。阿拉伯和蒙古的对手，都是中央集权的崩溃迅速，而不是“缺乏组织，权力不凝聚”的分治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