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杭现象是“爱民”“向弱者倾斜”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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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3-01-25 21:37:30

“苏杭现象”是公有制帝国不可避免的财政税收组织形式；

“苏杭现象”是帝国政府“爱民”“向弱者倾斜”的必然结果；

古代埃及，日本，西班牙和中国的苏杭现象的比较；

国际化流通的环境可以抑制公有制国家的苏杭现象的极端化；

欧洲的户籍制度和民族国家；

“苏杭现象”是公有制帝国不可避免的财政税收组织形式。当一个帝国面临不可避免的财政压力，纳税人却不具有自治自理的，由no private no votes（大宪章）到no votes notax（独立运动）的“说不”的权力，财政压力必然导致向任何“既有财产”转移的“二次分配”；所谓“向弱者倾斜”的同义反复，必然是“向自强者加税”，直到越来越多的国民成为坐等政府分红的“弱者”。不是帝国政府不爱护自已的百姓，恰恰是因为帝国政府爱护已经被剥夺到了生死线上的百姓，才会让仍能自强自爱者，作“弱者”出更大的牺牲。

只要公有制帝国的财政效率是低下的，只要举国体制的经济效益，在事实上低于私有财产的自治自理，或者说，只要政府是不能真的创造价值的，只要“只有交换才能创造价值”是客观真理；那么公有制帝国低下的财政税收的效率，就必定会一点点地导致人人赤贫，然后一点点地落到少数富人，然后落到少数发达地区的身上，直到所有地区和人口都成为赤贫。一个国家的幅员越大，越是会存在天然的地区差异，公有制帝国机制越完善，就越是可能延长整个社会在渐渐赤贫的下降过程，但也让整个社会在灭亡时亡得更彻底，如明朝。

一个越是感受到外族的纯粹掠夺性的威胁的国家，越是能够让民众在承担毁灭性的税收压力时，更加麻木；一个具有良好天然屏障的封闭形帝国，越是可以奉行多数人暴政的苏杭模式，在贱民无法反抗之中，直到全民在赤贫中灭亡，如埃及和明朝；一个具有良好的国内交通条件，可以方便中央军事力量摧毁任何地方自私自利的自卫，也越是可以保证，苏杭现象的多数人暴政，把所有人都拴到一条共同奔向贫困赴死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就这一条而言，日本狭长而崎岖的国内地形，让日本较广阔而平坦的中原，更少了自杀的天赋。

如果一个国家从邻国中感受到的是商业互助的机会，如欧洲，民众不容易接受“荷兰商人亡法国之心不死”的政治教导。一个不容易封闭边界的国家，富人就会因为过高的税赋，跑到别的地方，从而在事实上限制了帝国税赋成本的转移；一个陆地交通条件不是太顺畅的国家，地区间的苏杭现象，就会让较大的地区，容易因为定向性的税收而叛离，如尼德兰脱离西班牙。较小的地方不能成功脱离，如加泰罗尼亚（巴塞罗那）不能脱离西班牙，只是限制了欧洲政治更为碎片化，而且西班牙的再征服暴力，也不能让周边（特别法国）反感。

欧洲具有远较中国为悬殊的地区差异，但却能保持住各地自治自理的户籍制度的本色，没有走上类似中华帝国一样举国体制的多数人暴政的道路，与基督教的存在没有可信的关联，但却可以从欧洲的地理经济条件上，找到令人信服的根据。欧洲的自然地理条件，让欧洲的任何中央集权的政治，因为维持中央集权的成本过高昂，早在中华式大帝国的形成以前，而必定已经让位于各地方性的，财税运用更为更为优化的“户籍制度国家”，后者以“语言，生活习惯”的作为排外的国家（成立的）根据，今天被称为“民族国家”。

西班牙帝国的步步崩溃，提供了欧洲版的苏杭现象的举国体制的样板，说明一个企图组织成全欧性的君主国，如何因为需要向革命前线（对南方的穆斯林摩尔人，和对土耳其的奥地利前线）输送资源，而不得不让较富裕的尼德兰和佛兰芒居民作出牺牲，被不明真相的尼德兰居民拒绝！西班牙帝国已经退缩到伊比利亚半岛后，仍然因为财税压力过于集中于西北的巴斯克和东部的加泰罗尼亚，引起这些地区反复的分离活动和西班牙国内反复的内战。一直到今天，欧洲最为中央集权的西班牙，也是最具分裂倾向的动荡国家，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