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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唱唱反调之八卦时评
时间： 2010-01-12 16:13:35
户籍制内的市民福利被“正义”剥夺了
元旦前后的新闻其实不少，耐人寻味的更多。其中不少地方吹气“取消暂住证，统一居住证”；其中观察沈阳的政策，条件是“居住，当地稳定收入”为条件，这两条实际上是虚的。这一证策的特点，就是牺牲本地居民的利益，让稍富裕的农村居民，为城市的GDP和房价买单。受益的当然不是市民，成本则是市民付出。
表面上是让“新居民”获得与市民一样的教育医疗福利，实际上体制外市民根本就没有这种福利。体制内外的市民，都会面对着“体制不提供”的基本服务，如子女教育水平的下线下降，和成本的直线上升。不能忍受教育和医疗水平的下降的，就只能自已掏钱，如教育的择校费，和医疗的严格定点，超出则加倍收钱。再联系最近向海南“破冰的特殊政策”，不难理解，所谓废除户籍制度只不过是“政策倾斜后拍卖特权的一种手段”。
公务员就完全是“体制内的人”吗？体制内外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一些“体制内编制”的国民的利益错位，自作多情，以为二奶身份代大娘的身价。其实，就算是体制内出薪的人，“体制内”也只是出薪的那一部分，你阁下为你子女买单的从择校从择院到看病加倍给钱，都是你自已掏的钱；你的钱，就是“体制外”的利益。可以想象，“体制内”人的“体制外”的子女，生存环境更为不堪，啃老进一步普及。这样“体制中残存的利益”，就更成了劫持民意的利器；为了避免“社会动荡”，计划生育还会继续加强。
而新市民一族，好象“获得了市民的身份”，实际上是高价买来一个空名头，变得一贫如洗。整个流程，笔者已经在户籍制度系列中说得很清楚。体制内的“税收”（不关体制内的倒霉蛋的事），才是大赢家，新旧市民的全体利益，都是受损的。市民受损不会没有不良后果的，中国计划经济的城市化，将经历严酷的“反城市化”过程，将是不可避免的。
这一过程的发生，取决于农民阶级在lantar这样的农村贵族的代言“乐于奴隶身份”下，能够乐于奴隶生涯有多久，他们是中国整个利益流之源。lantar只是疑似农村贵族，可别小看，这些农村乡镇干部的高楼大厦华丽房车，足以令上海地的百万富翁汗颜；而且，他们还代言了贫苦农民的利益呢！实际上，所谓“废除户籍制度”的本质，就是借用新移民的民粹倾向，而且很大程度上是被代表的，与“均贫富”的理由，废除了城市穷鬼的剩下的义务教育和医疗的最后“福利”了，其实，是当地的税收留存。在这一过程中，受损的市民利益，完全没有体现在传媒上，这才是更令人深思的。
经济规律上看，这一计划经济的“城市化”，最终将以赤贫的农民“去城市化”,重新回到农村而告终，希望那时侯，还有农村可以让他们回去。为这些可怜的人祝福吧。
舆论工具可能被妙用
从户籍制度，以及“利得加税”，“乙肝歧视”（实际上将乙肝感染者的国家责任，推给社会和用人单位），还有“房地产与通货膨胀政策”，“公有制的医改”，等等，都可以看出，目前政策推出的步骤，不是接受传媒的监督，而是控制传媒的反面意见后，由“舆论诱导专业人士”，在网络上鼓吹“定制的民意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f7ss.html”；为不合理的政策，或不合理的政策实施铺路，“减少阻力”。
从中国的文化看，对于这种“软性强化政府公权”的行为，反感者少，反而是象笔者或茅于轼的民间独立批评观点，如果不是跟着说一半马屁话，“逆反的独立思考者”，就显得特别多（笑笑）。客观上，也为合理的或不合理的政策护航，或对其不利的负面的后果加以掩盖，象毛灾的前因后果。因此，仅仅将舆论“自由”理解为对行政的监督，或者是“网监”的管制，是非常狭隘的。
民主社会少不了舆论监督，但是在人权遭到侵犯的情况下，不可能依靠“舆论”就变成民主。舆论“工具”可以用于监督，也可以用于“诱导”，看双方的投入，和文化的惯性。中国公众真的应该反省，“可以定制的舆论，是民主吗？”；文革毛上帝定制的大鸣大放大字报，是民主吗？采用舆论工具试探民情，然后编造故事，可以明显地在重庆打黑的新闻报道上看出来，如，谢才萍的十几个面首；再加上公众如黎明怀疑黎强被公报私仇，则被钦差的党校代言人称为“心理灰暗”，令人怀疑，所谓的“黑社会”的离奇故事，有多少是编出来？
显然，当前中国社会更利于央权利益，而不是民权社会。所谓“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国民，也就有什么样的制度，有什么样的国家”。舆论诱导的投入，尽管不能再创造孔儒之类的央权文化，但是减慢它的老化速度，还是可以做得到的。舆论工具这种用法，只不过是往舆论禁制成一言堂的方向的发展一步而已，一言堂是什么结果，这种“妙用舆论工具”，就是什么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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