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农业文明国家几乎都是从“征服洪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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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10-04-06 21:40:42

原始农业文明国家几乎都是从“征服洪水”开始

征服洪水的传说意味着农业取得了灌溉技术上的革命性成果

中国没有产生“伟大宗教”的原因是“不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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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古埃及这样宗教化的危机应对危机，和依靠危机管理措施，以和平方式为主要手段形成的早期国家组织，广泛见于包括中国文明圈在内的其他文明，包括中国人比较熟悉的西藏文明；以及近代人比较熟悉的印第安人文明，如阿兹台克和印加。这类定居农业文明的共同起源特点，几乎都是大洪水的传说，它反映了早期农业的不稳定条件；在首领的努力以及与神的合作方面得以征服洪水后，国家的雏形就出现了。

共同出现的大洪水，是因为文明之先的农业领先氏族，几乎全部位于低矮的河谷。这不是偶然出现的情况。在农业技术落后的社会，泛滥后的河泥所带来的农业高产，是干旱地区产出的十倍以上。这种特性促使新增人口大量集中在易受河水袭击的河谷，也就令这些前文明氏族的历史，必定是以对抗洪水的成功，和抗洪治水的英雄传说为开始。

征服洪水的传说意味着农业取得了灌溉技术上的革命性成果，意味着首先掌握这一技术的氏族社群，拥有强大得多的与落后民族的交换和救济的能力。取得灌溉技术突破的氏族，象夏族，由于拥有较丰富的交换产品的产出，而成为邵族的部落联盟首领。同样，邵族也由于同样的原因；相对其他地区的联盟九夷，具有更大的交换能力，而成为华夏“大联盟”的精神领袖。

文明之初的国家形态是以优势农业为基础的，恰恰说明这些国家没有必要动用武力实施扩张。原因在于肥沃宜农的土地太少了，而且已经被优势农业氏族占住了。这些氏族会倾向于保护这些珍贵的土地，直到干旱让这些土地不再具备价值为止。在东方，这种人类社群的农业看守行为，导致了中国传统的３００万平方公里的宜农区，至少一千多年没有改变过。

埃及传奇性的Imhotep，还有第四王朝的伟大法老snefuru，都有治理尼罗河泛滥，建蓄水池的记载。并且，笔者高度怀疑，阿蒙教祭师所宣扬的，死后未经阿蒙教祭师超渡则无法进入来世的神话，一方面是强化祭师集团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牵制法老军事集团的扩张和威胁。总体上，则反映了古埃及农业社会不愿意扩张的心态。类似的心理，也出现在古印度，中国等农业文明。

非常类似尼罗河文明的另一个泛滥区文明是中国的近邻高棉帝国。这支从时间上看，很可能是在印度１８雄国中“雌国”的一支，（打了败仗就“雌”了），东逃到洞里萨湖定居。洞里萨河是湄公河下游的一个泛滥区。每年春夏季节湄公河水量大增，受河海顶托倒灌洞里萨湖，湖面扩张至几十公里阔。当泛滥退去后，留下极肥沃的湖泥，在温良的气侯下，作物一年可以四熟。正是这一得天独厚的农业条件，造就了中世纪灿烂的高棉文明。

中国文明的发端是黄河中上游，地理气侯条件类似于上美索不达米亚，泛滥的情况不多见，干旱的岁月更常用。这种地理条件，有可能是中国早期文明发展缓慢的原因。中国具有其他文明不具备的条件就是广泛的肥沃的中原农业区，在改良了灌溉手段后，稳定的季风气侯带来了广泛的稳定的收成。这种在世纪级别缺乏自然危机的地理，可能是中国没有出现神信仰的宗教文化的原因。

中国农业文明整体成型于一系列稳定的相对分散的农业区。这些农业区在古代交通行程上，可以满足少量产品的相互交换，也就可以满足少量军队的武力传递，（军事力量可以看作一种物流）。因此早期的中华帝国是一个需要共同皇权认同的松散联盟，这就是汉帝国的社会形态。当这些农业区渐渐被运河这一更有效的交通工具联结起来后，帝国就开始产生了向外扩张的余力，和向内集权的更强的能力。这就是隋唐以后中华帝国社会形态演变的脉络。由此至终，中华帝国都没有出现通过宗教强化危机备案的必要性。因此，中国没有产生“伟大的宗教”，答案可能很简单：不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