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历史学家 当年明月 历史故事 原始记录 袁崇焕 中国 黄仁宇 万历十五年
目录： 文明社会进化史
时间： 2008-11-02 23:52:42
引人入胜的历史文学基本上都是“故事”
历史教科书，仅仅是有标准答案的“历史故事”
中国普及性的历史是“不反动”的马恩毛主义过滤过的历史
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家
批评名家的作品，不应针其小错，而应究其方法论大过
原文：《现代历史学观，和现代历史学家(2008-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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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对历史有着深厚的兴趣。很早的时侯，笔者对历史的兴趣，就远远超出了对文学的兴趣。最早让笔者对于历史喜闻乐道的，是一位叫林玉堂的文学家所写的“历史故事”，还有林汉达先生的《东周列国》，《前后汉》历史故事书。历史是枯燥的，因为它的记录自相矛盾，记录人本身笔下，也充满了谎言。但是，历史也确实可以“写得好看些”，林语堂（林玉堂）和林汉达，这两位林先生，就是这样的先行者。
他们把枯燥的历史书，变成了文学化的文字，其方式，与现在当年明月，把明朝“写得好看些”，大同小异。但是文学功力更深，也更忠实于历史原著。林先生等著的，都不是历史，而是，文学故事。甚至他们所参考的“历史原著”，《史记》、《汉书》、《明史》，以及我们常听到的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还有我们中学的“历史教科书”，都只是具有标准答案的历史题材的文学故事，evenmore，有时，只是某种政治课教义。
林先生等的文字活泼而富有现代性（20世纪50年代），但是笔者尽管是由他启蒙而读历史，却认为林语堂先生只是文学家。历史学家研读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让“历史好看些”，不是为了“历史为政治服务而好用些”，（后者代表是郭沫若同学），而是毫无感情偏向、以思想独立的方式地，发掘历史的真实过程，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
而象林语堂先生至少在春秋战国历史过程的认识中，对秦有着强烈的感情（因为是胜利者？）笔者本身，是在第三年再读林语堂先生的作品时，发现了他的文学特点，那时侯，笔者应该是上初中的时侯吧？如果理解到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书籍”，基本上，都只是古往今来的“文学故事书”，那么，当我们发现某种与“正统”不符的观点如袁腾飞，大可不必过分激动。其“标新立异”，很可能在真正的历史学论文中早就已经是常识，或者早曾经被提出。（袁腾飞其实也是很多狭隘的地方）。
历史学家必须有独立的研究精神。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官方没有历史学家，特别是“解放后”，更是已经淘汰了任何现有的，和可能的历史学家。因为，中国史学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历史观。存在的这种历史观，就意味着，任何历史观点，都必须利于马列专制，而加以筛取，（某种时代，很可能是性命悠关的）。如此思想钳制下，还有谁能是真正的历史学家呢？
这类“历史学家”，至少也应该加一个前缀，“马列流派”的历史学家。其最古怪的观点，就是“统一集权就总是进步的、发展的”，“历史是曲折地前进的”。毫无意义的正确，唯一的可用之处，就是为N个代表的神授式的统治权，提供“历史故事”的根据。“解放后”没有历史学家，那解放前就有历史学家了吗？我的看法是，“解放前”，是中国自战国后的一次文艺复兴时期，那时侯有真正的历史学家，象，明史的孟森，吴晗；但是也带有浓厚的道德治史的观念。
“毛主义的解放”也宣告了人权自由的文艺复兴和中华思想开放的死刑，陪葬的则包括被蒋介石暗杀的民主文化人士，和被毛上帝引蛇出洞杀害的几十万“反革命文化分子”。是几十万还是几百万，这是真正的历史学家要考证的事，对于我们业余人士而言，我们只需要知道三个字：全杀光了！而在解放前的“再解放前”，准确地说，应是辛丑战争后的满清言论自由的新政以前，同样是没有真正的历史学家，就算有，至少也应加上另一个前缀，“资治通鉴流派”的历史学家，少量另类的，以“反清复明”为政治目的的满遗知识分子，可以称为夷夏流派的历史学家了。如果，他们都可以称为历史学家的话。其中，包括大文学家，司马迁先生。大文学家！
批评名家的作品，不应针其小错，而应究其大过。其实黄仁宇先生在书中，也犯了不少错。象他说“明代白银流动性本已过剩，张居正屯积白银，引起通货紧缩，物价上涨”。注意，“通货紧缩”，是不会带来物价上涨的。黄仁宇先生，显然没有搞清楚（至少在书中表现出来），明代流通中的白银流动性过剩，与最终物资商品紧缺（供给不足）的内在的逻辑关系。但是究其小过，终不至大碍于黄仁宇先生的根本论点，“缺乏技术化基础限制了明朝的行政效率、军事效率提高”。因此，存此疑可以考此证，而不应象明粉袁黑辈（背后实质是尊毛拜毛，病态的民族主义）那样，因此就否掉黄仁宇先生的根本论点。
历史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
常称的“历史学家”的三种类型
黄仁宇的骨子里仍是马恩的历史唯物（东西）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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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63a64d0100ivbt.html历史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显然，中国文化提供的定义，历史学家，就是历史题材的文学家。中西文化复兴时代，对历史学家增加了另一种更精准的定义：历史学家，是历史事件各方“记忆史”的考证专家，他们针对的，是历史事件的真伪，明史的孟森，吴晗，还有业余人士金庸，都是这方面的学者类型。现代西方，则倾向于历史是一种社会模式趋势的研究者。简单说，就是从历史社会生活中的细节，从技术层次发掘出逻辑一致的抽象方式。（靠！精确的定义本身就很抽象！）。
以下是对习惯上所称的历史学家的三种类型，《历史学的三个专业层次（2010-02-4）》进一步界定了历史学专业上的三个层次。第一种的“历史故事文学家”，目前同时存在于草根网络，如《当年明月，历史可以写得好看些》，也可以存在于中央的党校，成为他们的最主要的官方无限赞助的科研项目。读者接触也最多，这里不再细述。
第二种的“考证重现各方记忆史”的历史学家，最重要的要求是抛弃原有的带有个人倾向的筛选标准，如袁黑“明朝亡于清是不好的”，把历史的文献，按原始信物、各方原始记录、前代历史学家整理、当代历史学家整理、古今文学家的历史故事、传闻逸事，分可信档次，把资料分门别类的参考。原始信物历史参考价值最高，其次是原始历史记录。后者也不见得真的很可怕。
象《为什么是罗马统一了地中海世界》一文中，曾经对凯撒的博客开玩笑。其实，凯撒《高卢战记》，《内战记》，《亚历山大里亚战记》，就属于（修辞矫饰后的）原始记录。从中，也可以看出，即使是原始记录，也只不过是当事人叙述的“历史故事”。至于完全没有原始记录的“历史”，全凭文学家嘴巴的历史，目前，只有中国文学家称为历史，象夏史，还有西方的《荷马史诗》、《圣经》故事。
识别实证(proof)和疑证(evidence)，以及随着历史大小维度的变化，实证向疑证转化的规律，对于认识历史演变的规律，是至关重要的条件。有大量的考证，提供了大量的evidence（迹象，不是证据），表明exudos《出埃及记》对应法老是拉美西斯二世(RamsesII)，或者在土耳其发现的带运河的古城可能是特洛伊。但在确证对上号以前，仍然只是evidence，而不是proof。历史，对证据要求，非常苛刻。
第三种历史学家，可以称为现代历史学家。如同中国与诺贝尔奖的距离，这种历史学家需要有严格的科学求实素养。目前所最为人知的，是黄仁宇先生，不过，他的国籍是美国。如果有诺贝尔历史学奖，颁给黄先生，大概也没咱中国人什么事。这种历史学家的工作，是建立在第二种历史学家的基础上。
毕竟，无论原始记录和其他“历史文学家”反映的历史故事多么丰富，如果不是自相矛盾，就是残枝断叶，类似于信息学，只有过程采样，还夹带着系统误差。要重现信息波动，有平滑化后采用符里叶变换，重现最可能的波动图线。那么，体现在历史学上，就是以目前社会已经验证的某方面专业规律，置于古代社会，让它吻合最具权威性的历史记录。从而对缺乏历史记录的时代（或细节），采用同样的方式，勾划出最接近于历史真实的规律。（注：当时还有整理出大维度历史观方法论）。
比较典型的，美国历史学家贡德·弗兰克考证出，宋明清三代，与西班牙在美洲征服对应的新增白银产量流入中国，构成了中国国内的通货膨胀，和货币危机。而黄仁宇，则力图证明，中国之道德治国，是因为不具备西方数学的精确计算能力，道德治国，成为中国社会存在的唯一选择。黄先生认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出现，也就只能是在自古埃及丈量尼中泛滥而产生的几可，经罗马得到完善，从印度传入阿拉伯再达欧洲的阿拉伯数字中得到加强的西方，才可能出现建筑在数学技术基础上的现代工商业社会。
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大历史观》中最核心的历史思想，就是这样技术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观。可见黄先生骨子里，仍是马恩两斯的“历史唯东西主义”。但并不影响黄先生在局部内容上符合大历史观的研究方式。黄先生的《万历十五年》，目前是历史相关学科专业的必选教材。但是黄先生最早写就这本书时，仍是一个草根，出版商之拒绝黄先生出版期望（出版商要掏钱投资的！国内马列流派则有纳税人被代表后的赞助），理由是“这本书不象常见的历史学籍”。
历史意识形态，驳论容易立论难
袁黑毛粉违反了除道德史观以外的，所有历史方法论取证原则
袁黑毛粉的历史论证手段，与文革和马克思和纳粹的历史意识形态手段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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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历史学家以科学考证的方式，重现历史细节的手法，是中华文化传统历史专家们难以理解的。到今天，大部分国内学者，仍是难以理解，尽管，他们面子上仍说，“黄先生是历史学家”。黄先生的书能够最终出版并广为传播，最重要的，是他的学术观点，（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观点），“技术环节的缺失”，造成了明朝行政余地的压缩，本身模型逻辑既简单，又易懂，同时，所得出的逻辑通理结果，广泛见证于原始历史记录。
与历史科学所要求的严谨相比，袁黑毛粉等意在为中华专制复辟而奋斗的革命志士们，的之所以没有得到社会“赞助”的话语权，本身逻辑混乱（基于驳论），同时完全没有原始记录支持，甚至不能形成历史学术文献，即论文，黑了许多年，只黑出一部黑袁的圣经《窃明》，却是一部自我标谤“最符合逻辑和常识”的书，做广告“不读窃明枉读书”，在抬高自已的同时，也把它的理据大白于天下：完全基于莫须有的文学书。
笔者完全能够理解阎崇年不愿与袁黑毛粉之流置辩的三个条件**。缺乏历史实证依据，又不是从大维度和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辩论什么**？象大学生“辩论”那样吵架？还是象文革那样比赛贴大字报？（袁黑做法），或者，干脆比赛打耳光？在一个言论、出版相对自由的社会里，袁黑“没有话语权”，与其怀疑全中国都是被洗脑的满遗，不如多点从自已的研史方式上检讨一下。
袁黑这类道德历史爱好者所犯，就是历史方法论的第二条的基本原则，将evidence看作了证据。袁黑最大的常识错误，除了原定个人倾向，其中包括“读者的认识都是被洗脑”，这样就严重侵犯个体价值观。即使不谈个人主义方法论，袁黑也是颠倒了疑证和实证的层次。象毛文龙投敌书信是真件，只要有一点点点客观性，都属最高可信程度的“原始信物”，而他们所声称的“完整的资料库”，其实是把古今文学家的历史故事、传闻逸事当成了“历史资料”，反而置于原始信物的可信度之上。
另一方面，则以民族主义的道德标准，强制只能取“明遗”的历史故事，不能取满清提供的原始信物、原始记录。毕竟，满清是当时历史的唯一最后胜利者。高参考价值的资料，如果不是从满清国史馆保留下来，也只能依靠外星人采样了。以民族主义倾向否定所有满清一方提供的，自已不愿意看到的历史资料，已经违反了所有治史的基本道德。这是笔者根本不把袁黑争论，当成是“历史”争论的最重要原因。
事实上，袁黑的历史资料库再齐全，远远比不上纳粹德国的历史资料库。纳粹能够“考证”出德国人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在亚特兰特斯大陆沉降后在青藏高原生存下来（对应圣经的大洪水传说），演变成ayran（雅利安人），然后移居中亚，一个分支被土著污染血统，成了落后的印度（这条倒没错），主支跑到了欧洲，成了世界最优秀的德国人。
纳米德国的历史故事，也是有着庞大的资料库考证出来的，但是离开了严肃的历史取信原则。其实，离开了严格的历史资料取信原则，就算不用伪证材料，任何人都仍然可以按自已的希望考证出自已希望看到的历史故事。袁黑考证出袁崇焕是汉奸，有什么出奇？曾有好事者，还考证出曹操是女人呢！纳粹袁黑式的考证，基本上是目前网络上过分爱国的“草根类历史学家”们的专业专长。
对于袁黑的“精神领袖”，毛左倾向明显的毛佩琦和杜车别，仅从对历史的取证方式，笔者根本不把他看作是“历史”专家。这些有着明显拜毛拜俄倾向的人，最令我联想起的两个名字是“张春桥，姚文元”，把死了两千年的孔子拉出来狠批一通的那两位高手。他们几个共同的特点是断取他人作品的章句，加以曲解作为攻击他人的武器，同时却回避他人的真正学术观点。（毛佩琦似乎是扮红面的，少点肮脏文句）。袁黑的手法，简单说，就是对人不对学术观点本身。连阎崇年是“包衣”也考证出来了，怪胎不是还“考证”出笔者是后金蒙古人吗？
袁黑的手法之二，就是有驳无立，所谓驳论容易立论难，这是做学术者写文章共知的特点。杜车别自已提出的立论，象“明朝税收其实很轻”，却已经是荒唐到了可笑的地步，或者，“明朝是民主内阁”，已经成了浅显的概念偷换，和纳粹考证尼安德特人的优秀遗传，没有什么不同。袁黑所为，自然也让笔者回亿起文革那些在写大字报初期“非常谦逊”的红卫兵小将，那么阎崇年、金庸等“满遗”，当然也就是令红卫兵小将愤愤不平的“反动学术权威”。
历史意识形态的袁黑毛粉之争
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史观“夷夏之防”历史民族主义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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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的号召下，红卫兵炮灰把吴晗、储修平这些学者斩尽杀绝，今天，袁黑针对“反对学术权威”的耳光，因其“没有平等的话语权”，而“得到广泛的”非学术性的支持，又是谁打算扮演毛主席的角色？新一代红卫兵是谁的炮灰，不妨让我们放长线，看看钓出什么东西来。
金庸是一个有着明显的、强烈的汉民族主义倾向的文学家。居然被袁黑带上了“满奴包衣”的标签，以便剥夺金“平等的话语权”。可笑之余，也可叹袁黑的红卫兵作风，及袁黑的理屈词穷。至于阎崇年，其实笔者并不认同此人的史学倾向，那种“解放后”最常见的“专制就是进步”，“集权就是进步”，“道路是曲折的”的历史观，而不是因为阎的所有研究，可能是“不由自主”地美化笔者并不喜欢的清朝。
但是笔者必须承认，这位“历史故事文学家”，至少应归属第二类历史学家。他的取史资料方式，是严谨的，他所述的事件，也是真实的。至于好恶与否，那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看法。就象杨佳，固然是法律必判他死刑，但是，基本上都曾经尝式德国样式的中国警察苦头的国人，对杨佳颇有褒义。杨佳事件固然真实，而看法如此分歧，那么，如果这件事发生在几百年前，好恶观点差天共地，那是自然。
象“袁崇焕军法杀毛文龙，崇祯剐杀袁崇焕”事件，阎崇年从“历史总是进步”的，利于今天“民族团结”的观点出发，“臣下和皇帝冲突中，皇帝总是错的”，这三方价值观出发，挺袁而贬明朝、贬崇祯，那是自然的选择，也是大多数今天中国人的选择。笔者既对毛主席的游击不以为然，自然也不会对同姓毛的毛文龙的所谓游击抱有期望。对于明朝制度的否定性态度，对于皇家专制的强烈反对，也不会对崇祯有更大的感情倾向。
相反，从军事背景看，袁崇焕的作战没有明显的错误，从民族感情看，袁崇焕确实是汉民族的抗后金英雄；从中国传统官场文化的做事环境看，我能够理解袁崇焕那种“要做成一件事不得不蛮干”的困境，这件事，对于袁崇焕就是打败后金挽救明朝。而实际遭遇上看，我也同情袁崇焕的遭遇，可以说，今天中国行政、国营体系中，所有还愿意做点事的人，结局都或多或少的，就是袁崇焕。今天中国，就是当天的明朝！
袁黑显然是不明白这种古今的社会常理。他们完全先验断言如“明朝就是比清朝好”，“崇祯是一个好皇帝”，“明朝是过分先进的民主政治国家”，“明朝比美国还要强大”，“毛文龙使用的是毛泽东的战术”，“明朝不亡就变成世界超级大国”，“毛文龙不死就成为毛泽东”，“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就象蒋介石杀了毛泽东”……，以如此意愿往下推，这袁崇焕，还不真的罪该万死吗？
表现上看来，袁黑之流似乎是“与主流观点”相左，但如果对于谋求否定改革，重现文革的政治力量来说，袁黑观点，可不见得是“没有话语权”。民族主义，目的总是“示形于外，而实侵于内”，袁黑，就是一个现行的实例。相比之下，笔者反而觉得自已的观点，较之袁黑，更没有“平等的话语权”，而且是确确实实的不可能得到平等的话语权。
袁黑方面，包括谢胡元（窃明作者），还有杜车别，甚至加上当年明月石先生，都不够资格成为第二档次的传统历史学家。就算作为第一档的历史文学家，特别是杜车别（化名）先生，也差了不少火侯。如果最后真的冒出一个专家级的（第二档）的袁黑，大概，也应归入“夷夏流派”的历史学家，大可以与“马列流派”，“资治通鉴流派”的国产历史学者，严格称是“历史读书人”，并驾齐驱，而已！
袁黑事件，最值得读者关注的，不是“他们的观点是否专业”（又不是他们老板，关心这干什么），“他们是什么人”，而是，直接间接支持袁黑的，是什么人，支持袁黑的什么东西，出于什么目的去支持。这可不是历史问题，而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自已的根本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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