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人口城市化原动力和户籍制度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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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由自治市场经济去特权化

时间： 2009-01-05 15:15:15

茅于轼先生是一个卓越的经济学家，却不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而且，在一群没有大脑的蠢猪，总是用垃圾堆里的毛语录，和极左谎言谩骂时，要保持一个优秀的文学家的半骂半论的文学水平，是一个要求极高的，很没有前途的职业。还真是怪不得已经八十岁的茅于轼老先生。茅老的观点表述，总是错误地把耕地和房地产用地毫无关系地联系在一起。既分散了公众的注意力，同时“说得多错得多”。忽视了城市化并不一定需要占用耕地，城镇中国有企业单位圈占的非农土地，足够几乎全部中国农民城市化的用地。只需要提高城市用地的效率，（中国目前土地效率非但比不上日本，连美国也比不上），就不需要真正占用农用耕地。同时，也令另一个事实被公众忽视：大规模的城市化，非但不会减少中国的耕地，反而会增加农业耕地的面积。

这里需要阐述到另一个古老而意义深远的命题：人类城市化的经济原动力是什么？篇幅限制，笔者这里直接引用本人的思考结论：城市化的真正原动力，是最小化物流成本的经济动机。城市化的规模限制，以到达最小化物流成本为边缘极限。无疑，从保障贫穷的，缺乏经济竞争能力的农业人口走向富裕，或生活安定的动机，也就是“让农民真正有希望”，应该将农民集中起来，减少物流成本，向他们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教育，让他们成为可以靠自已的劳动换取生活物资的阶层。一句话，让农民进行城镇，由国家向他们提供社会保障。要比现在圈制在土地上，用土地作为保障，同时补贴农业，让农产品保持低价格，效果要根本得多。

城市不是越大越好。它的最优规模，取决于对物流成本规模化后的效益曲线的下降。对于目前象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中心城市，继续扩大规模，容纳农业人口在该地区的城镇化，已经显得不经济。农业人口城镇化，是农业改革的真正目标。也是中国走向服务业大国，高社会资源利益效率经济的必由之路。但是，同时又牵涉到笔者另一个强烈的论题，《地方自治及户籍制度》。另外在《新土改》，《受害者维护不公平制度》等文章里，对此有详细的阐述。与前文的区别在于，向农民提高进城的保障者，不是城市化中的市民，而是“国家责任”！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国家逃脱责任，让市民承担农民入城的代价，国家独享高房价高税收的好处，和农村圈地的得益。

不少代言农村利益的人士，徒劳地把舆论火力集中到“城乡的福利不公”上，为户籍制度的好坏争鸣。实际上，是忽视了中国社会，真正的利益对立，福利差距，不是城乡二元，而是《官民二元，公私二元》。贫困的市民，比农民还要贫困，比农民还缺乏保障。中国的实质，是公权对私权剥削太重了。嚷嚷推翻户籍制度，是大脑不灵光的表现，用博友的话来说，“资敌”，令城乡问题复杂化。对农民利益更为不利。户籍制度表面上的城乡对立，本质上是官民二元的对立，自秦有代，一直到新朝后清，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农业人口城镇化”，是一个深远的命题。除非万不得已，我们努力避免从意识形态和政治角度去讨论该话题。农业人口城市化，进入大一点的城市居住区，或在本地适当的地理位置聚居，都将占用茅于轼主张去保护的最优良平原耕地面积。仅仅是从经济角度，（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我们可以确定这样做的好处。第一，它可以减轻居民物流成本。第二，最重要的是，降低对农业人口的保障成本，提高效率，增强保障程度。让农民，成为一个有希望，有个人奋斗前途的群体。一些极左毛教徒对于笔者主张的“个人奋斗前景”口诛笔伐，笔者到现在还不清楚，他们怎么能以奴隶的身份，为统治者压制自已阶级兄弟的个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