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自治是天然的“多党制”和集会结社的天赋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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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由民主宪政通往奴役之路

时间： 2010-06-29 19:52:23

同意薛兆丰和奥地利学派关于工会是垄断劳动力的组织

陈志武先生在户籍制度的讨论中不是在讨论

经济学的选择权以产权为最起码前提；

地方自治背后的福利是地方税收购买的“地方私有财产”

户籍制度（地方自治制度）就是最基本的“集会结社”的天赋权力

反对户籍制度就是反对公民集会结社的自由

中国多党制不是制造全国反对党，更不是引入台湾国民党，而是实现地方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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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博友留言《陈志武与薛兆丰谈工会与罢工》，笔者粗略看了薛兆丰及转述的陈教授的观点，笔者基本上认同薛兆丰先生，其中工会部分内容，笔者有文《工会构成劳动力和就业托拉斯垄断的后果》《最腐朽的垄断是对劳动力和就业的垄断》。至于中国的总工会，笔者认为除了作为忽悠不了任何人的宣传机构，什么都不是。至于陈志武先生，连同他的关于户籍制度（迁移权）的缺乏经济学常识的“论证”，笔者认为陈是出于“信仰”而不是学术讨论这个问题。

笔者断续看过陈志武先生的少数文章，觉得大部分与笔者观点相同，不相同的部分《中国的金融逻辑》，笔者觉得陈志武先生过分抬高了金融，而忽视了金融只不过是实体经济的反映。但是笔者自已也参预金融之中，如果处理得当，现有的金融确实可以提供部分减险的工具。何况笔者完全不知道陈志武教授如是说，到底是真的没有看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工具而非决定实体经济的基础，还是出于中国政治现状，希望从金融银行的市场化率先突破。因此尽管有所不同意，也是求同存异，不作声张；

但关于户籍制度（迁移权）陈志武先生用“选择自主”来论证，就很有点经济盲的味道，而指摘薛兆丰，也有点权威姿态之理性主义。因此笔者要指出，市场经济的前提首先不是选择权，而是产权！明确了产权，才有产权自由运用的“选择权”。如果市场经济是人人都对陈先生的腰包私有财产有花销的选择权，恐怕陈先生立马就变成了郑民生！陈志武教授如果不是偷换了概念，（有失学品），就是缺乏经济基础的常识，但笔者相信陈教授是给传统文化和基督教信仰迷住了眼睛，陈先生更谈不上是奥地利学派的学者！

事实上户籍制度（地方自治）并不反对迁移，而是反对“无差别分享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那是本地纳税人的天然权力；是地方纳税人支付税收后换取地方“针对自已的福利”。税收并不是教会征收的全民救世军的十一税，就算是基督教会，在是否接纳新的入会者分享公餐也是当地的主教说了算。经济学上的解释笔者不再重复，笔者认为陈教授本身既实中国传统文化平均主义的影响，也同样对西方“迁移”历史不甚了了，如无意外，陈教授也是在对基督教不受了了的时侯搬弄了基督教信仰中的“迁移自由”。

笔者仅仅重复一次，地区自治自主地区福利，实际上就是最基本的“公民集会结社”的权力；国民正是以生活中的社群组合，最天然的就是地区，而构成了天然的地区自治的“地方民众党”，作为体现为中央集权的成本一方，平衡着整个社会。笔者非常遗憾一些“闹民主”的人，一面闹腾着民主，一面反对着最根本的人权；一面鼓吹公民集会结社的权力，一面却反对最基础的公民地区自治结社的要求。人权超越everything，脱离人权的所谓迁移权，请与魔鬼一起下地狱！GOHELL!

地方自治是最基础的社团组织，也是最基础的而且是对统一政治绝对无害的“地方党”。因此，中国的多党制并不是在全国建起什么反对党，更不是什么从台湾引入国民党，而是地方自治，让民众可以自已管理自已，让民众可以自已监督选拨地方的官员，中国N百个地方自然就成为至少20-50年内不会威胁中央执政党的“多党”。如果跳过这一步，强求在全国范围迅速人人普选多党制，既不是美式民主，也必然导致全国内战。这一逻辑结果已经一再得到证明，并非是中国人没有民主素质，而是这种“暴民政治”根本上就不是美式民主！

有什么样的社会利益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利益，有什么样的政治利益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家。自民国19年起的全国高考，就开始了一批批的“强干弱枝”式的新科举，经过毛邓两朝六十年，一部分科举先人不是已经升了天，就是已经转为市民；部分糊涂虫自以为不忘本地鼓吹进一步的科举将一批批农村精英抽离需要他们的知识的家乡，在市场经济下落后的农村也也能够支付这些精英的同等报酬的；这些精英现在却不得不无望地在城市里供奉着高房价而无户口，在失业与半就业之间愧对乡亲，这些人就是构成了反户籍制度反地方自治反公民结社会而反民主的政治利益力量。在明确了地方自治权后，笔者不反对任何人声讨除此以外的任何户籍制度；但在未明确以前，笔者认为所谓反对户籍制度的“民主斗士”，是赤裸裸的极权分子！（个人怀疑在地方自治以外，还有没有所谓的户籍制度）

陈志武偷换概念“迁移分享城市财产的选择权”时，是一个利用了这些科举后遗症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个经济学家！这些科举被骗的人士固然是中央地区倾斜制度的受害者之一，但是受害的不仅仅是他们，农村的农民和城市的居民是更大的受害者，整个中国不得不停留在“党禁集团”的死路上不动分毫。明确国民自治则农村科举受害者终有其归宿，真象陈志武所称的“剥离地方自治背后的福利”，则全中国都将死无葬身之地！（如果他们得逞的话）！孰轻？孰重？请陈志武教授等“经济学家”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