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垄断是否合理”与“是否应干预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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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人权法学和经济学

时间： 2010-11-02 21:58:29

行政垄断派生自治权，治权派生自法权；

“垄断是否合理”与“是否应干预垄断”是不同的命題；

意识形态的思维方式回避了“成本效益”的可行性考量，而不具备可行性；

关闭国企无关于是否垄断；

判断垄断是否合理的权力，不在经济学家的手上；

反垄断不能侵犯人权利益；不能以反垄断为名反私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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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行政垄断归结为治权的派生，治权本身又是法权的派生；那么国企垄断和民企垄断的区别，从根本上就是特权造成的垄断，还是自由竞争中构成的垄断。如同代数一样，[国企垄断/民企垄断]=[行政垄断/市场垄断]＝[行政/市场]＝[特权]，这样就在法学的层次上将“垄断”这个行为实体消除了，（与命题无关了），而成为特权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显而易见，只要是没有特色的市场经济，特权就是不合理的；除非是“有大清特色”所谓“市场经济”。后者成为“大清”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在法学上明确清晰地确定国企是特权后，排斥了国企所代表的“政府垄断行为干扰市场经济”，才可以在市场经济学的社会效率的层次讨论，讨论垄断是否是有害的，或者说，“对于纳税人来说，是否需要采取行政手段抑制垄断的形成”。

实际上，“垄断是否合理”与“是否应该行政干预或含司法诉讼干涉市场垄断（简称干预）”是两个不同的关联命题，因为干预是需要成本的，因此[垄断是否合理]，取决于[干预垄断的效益－干预垄断的成本]是否是可信的正值。意识形态的非好即坏的思维方式，所谓的“正义对错”，掩盖了可行性必须基于成本效益的考量，而从根本上否定了“正义”存在的，并证明“正义”本身就并非正义。

由于垄断本身就已经概念模糊，缺乏确切无疑的标准；至于“干预垄断”的好坏，就更难判断其效益。所以除了国企垄断明确无误地应该加以反对直到彻底消除以外，对任何市场垄断的干预行为都是没事找事瞎折腾。至于国企垄断的判定，也和垄断的所谓经济分析无关，而是任何特权应该被消除，就算国企不是达到垄断水平，就算国企已经奄奄一息，只要国企依赖于特权，就要判处死刑！而无关于垄断！

在垄断问题上应该如何处理公共政策，已经得出了几乎是确定无疑的结论，而实际上对于“垄断是否合理”的讨论还没有开始。这是人权实体经济学之于所谓西方经济学（微观和宏观）最大的区别：合理不合理是个人主义的判断，在判断合理不合理以前，首先要明确判断的权力在谁的手上。这是很多“经济学家”特别是“政治经济学家”，故意混淆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其中就包括左派学者茅于轼先生。

人权（实体）经济学是唯一以“经济学价值判断的权力在个体”为出发点的经济学，与之比较相类似的是奥地利学派，但并没有强调“一切从人权个体的利益出发”，（仅作为默认的方法论），由人权经济学的实证逻辑，将直接得出弗里德曼的代表作《自由的选择》的所有结论。而由于缺乏了实证支撑，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现代”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全部是伪科学，甚至连科学理论不算。

因此考察“垄断是否合理”，是不能超越于“人权利益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上原则的，不可以仅凭自已的主观“垄断是有害的”就付诸剥夺他人的行动，（但可以自已放弃自已的垄断）；也不可以象茅于轼先生那样，倒腾几本明显是错误的数学，就说“微观经济学证明垄断有害”而要求付诸于社会行为。在此说明，茅于轼在中国是名符其实的“右派”，但从全球的角度看，是左得有点可爱的经济学者。

而从实体法学和实体经济学也可以得出一个被马克思主义污染者所经常忽视的事实：存在的法律未必是合理的，但仍然是法律，必须加以遵守，直到用合法的手段将其废除为止；这就是实在法的意义。所以讨论垄断是否合理，与今天中国和美国的垄断法是否正在执行，是没有关联的。由此也说明两个道理：第一是法律的新陈代谢；第二是“除人权外，绝对正义的即神圣不可动摇的法律”，必定是非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