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集权是社会生存成本的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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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由民主宪政通往奴役之路

时间： 2010-04-28 15:54:29

中央集权的利益合理性根据是什么？

统一就是正义的，等同于“扩张就是正义的”，是帝权利益的反映

历史上的昏君暴君多因受累于君权[合法性/合理性]的挟迫

中央集权的特点是迅速“强大”，很快瓦解

中央集权肯定是低人权的社会

中央集权是统治者容易有“盛世错觉”的社会

分治社会不一定是军阀社会，更不等于“民不聊生”

《孙武答吴王问》说明司马迁了解社会主义式的中央集权是亡国之道

中央集权是社会生存成本的高利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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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集权为目的的统一作为一种国家（一种工具）的政策，其合理性是什么利益根据呢？如果将“中央集权的统一”本身作为根据，那就等于说超越人权的王权就是绝对真理，这样的国家将以其食肉动物觅食般的恐怖，让所有人对其最高戒备。在主权超越人权的社会的“统一与扩张”，其实极难界定；这就导致他人可能先下手为强消除“被统一”的威胁，也并非完全超出正当防卫的合理范筹。

国家既然是危机管理的工具，“中央集权的统一”也必然是为了余地对某种危机的需要。世界历史上几乎所有文明区的统一以前，无论是中国的秦还是西方的罗马共和国，甚至现代的毛主义帝国，其统治集权内部，都经历了激烈而残酷的内部斗争。秦王赢正的身世，也确实令赢正先生有“示敌于外巩已之位”的利益动机。即位合法性或“最优最贤者”的证明，是没有民主选举的等级社会里，是权力所有者的沉重负担。

为了应付“君权合理性证明”的负担的所作所为，又被后人不理解者，称为“昏君”和“暴君”。“中央集权的统一”是应对危机的手段，或者称是文明社会走向崩溃性危机的应激反应。危机可能是外部危机，也可能是环境危机，（外部也是“环境”之一），至少是内部君权争夺的危机。“中央集权是社会崩溃的信号”中的存疑之处，主要原因就在于“君位争夺”的危机，有多大程度上与外部生存环境的危机压力相联系。但是这一存疑，充其量就是不考虑这一定律的约束。

中央集权的目的是为了应对社会生存的危机的应激产物，决定了中央集权是一种“总动员状态”，必定是高成本的，因而是不稳定的和不能持久的，否则社会本身会因为“总动员的成本大于危机成本”而加速消亡，甚至小病变成大病。历史上秦朝的统一集权是不稳定的，得不偿失的。汉朝的统一集权，一直到汉武帝一朝才算初步完成，距离汉朝建立已经是差不多一百多年。而汉帝国也几乎是立刻陷入生存危机，虽经霍（光）宣（帝）新政，最终也是随着官僚集团对社会的成本越来越大，而江河日下，最终灭亡。这一过程录于司马迁的《孙武答吴王问》，因此不能说汉朝灭亡前，没有中国人意识到这一问题。

所谓中央集权就是国家主义，也就是低治权，也就是社会主义的公有制。所谓低治权，就是剥夺了地方保留发展利益的权力；最终必须反映为低人权。人权就是个人计价还价的议价权，人权的共同利益集约，必须反映为对治权的要求。因此，高治权如军阀割据，未必能够保证地方民众的人权不受侵犯，但是中央集权的低治权，必然传递为地方的低人权，则是经济学或法学的共同逻辑结论。地方和国民个人的议价权既然被压制，其利益呼声就只能依靠中央代表的“圣察”。

正如“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是他人无法代替的”，地方民众肚子饿的感觉，大概比中央理性主义的天才们遥感民众挨饿的传感器来得灵敏。是故晋朝时民众已经转死沟壑，而晋惠帝的传感器仍然报告：“民众没饭吃，不可以吃蛋糕吗？”。低人权和低治权的中央集权，固然剥夺了民众生存和发展的必要资源，同时却令中央统治者对搜集全国的GDP泡沫，有空前盛世的错觉，而不知珍惜。其间历史逻辑，早在中国两千年前的《孙武子答吴王问晋六卿事》中，就已经叙述得一清二楚。

中央集权的目的，表面上是为了人民“不再在军阀混战中民不聊生”；这种主流解释，一是把“陷入军阀割据状态还不得不混战”的责任，推到“分”而不是“集权”上，二是把“中央集权”绝对道德意义化，变成了“不惜老百姓一切代价也要扩充帝君的权力”，如果指望消耗了老百姓的熵动力，而能再同等造福于老百姓，那种人如果不是别有用心，就是高度脑残。

对照东方极类古埃及的帝国，如中国历史上，无论是秦皇汉武，隋炀明祖，蒋君毛炀，都在高度集权后的短暂几年到几十年内，不约而同地出现帝国本身的生存危机。与此同时，以整个帝国生存为代价的“光辉业绩”迅速因帝国的自保而烟消云散，绝大部分连利息本金全贴赔进去。那些所谓“高度集权国家才能强大”的白痴五毛义工，忽悠民众的职业能力，还要多多加强。

中央集权的特点是可以迅速拥有超越前世的短暂国力，然后迅速瓦解。SenusretIII就象几位中国大帝一样，高度活跃地做了几件彪业史册的小事情。中央集权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计成本地做完几件青名有名的小事后，社会因为过度集权而衰竭，而迅速衰落以至崩溃。中央集权之无感念于民生，只能依赖于爱国消费的、很有点富国强权的幸福感觉的。这类中央集权的GDP，无一例外只能消耗在三个地方：打输的战争、死人的大坟（记念堂）和向国外的主子朝贡。从历史的角度上看，中面集权，实际上是一种高利贷。行中央集权的社会，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社会进化论所决定的成本效益原理所约束，迅速因高利贷而破产、瓦解、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