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出城乡死亡循环的代价和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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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由民主宪政通往奴役之路

时间： 2009-10-23 18:34:33

跳出城乡死亡循环的代价和对价

农民工和移民的社会问题来说，是一个真命题！而且是目前是否可以开始民主宪政良性循环的钥匙。在“政策倾斜制造城乡差距－吸取城乡居民利益－再让农民工冲击城市－政策再倾斜制造城乡差距”死亡循环过程中，可以看到特权利益者很可能不愿放弃最后一点点的死亡效益，而任由该循环达到死亡边际。或者，他们早就在万恶的帝国主义社会，为自已准备一席之地？不妨看看今天的特权贵族，有多少人的子女，没有体验过帝国主义社会的腐蚀，或者拿着绿卡放弃帝国主义的工作，回特权阶层报效特权祖国的，却随时可以脚底抹油开路的？（笑笑）。

农民和和被制造农民工阶层，如果不是他们目前多是沉默混沌一族，就是被“移民精英”代表了利益，随遇而安无所谓，反正大体上得失平衡，直到死亡边际的来临前，至少不会整体觉醒。因此，在城乡死亡循环中，只有城市居民具有确定边界损失终止死亡循环的最大必要性，和最大减损动力。由于这个原因，城市居民实际上也被压制得最厉害，明明是严重损害城市居民利益的“剥离本地户口福利内容”，居然以定制的民意，成为正义的进步代名词。

要跳出死亡循环，就需要确定损失边界，并承受休克代价。休克代价，目前主要反映为城乡死亡循环中构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即移民问题。移民并不是农民工，农民工也不是移民。（农民＋农民工）的问题，不考虑特权制度的因素，是城乡之间的问题。而移民则城市内部群体如何认同的问题。将两者分离，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混在一起，则边界由城市内部产权关系很清晰的问题，转变成城乡之间“多数人对少数人的暴正”的产权关系混乱的问题。适于混水摸鱼，不适于问题解决。

农村涌向城市的人口中，只有少数是移民，极大量是农民工。按照稳定就业一段时间就可以接纳为本地居民的国际通则，实际上是对移民倾向者本地合法生存能力的考验。城市有能力接纳移民。但是任何城市系统，都无法承受无限制的农民工的压力。因此，割离移民与农民工的关系，不因为“移民大多数出身农民”而在逻辑上混为一谈，是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关键。只有这样，“移民”的边界，才得以清晰。

中国社会的问题无法得到解决，与中国文化中喜欢拉起大旗作虎皮，搞毛主义式的厚黑联盟。模糊地掩盖了不同社会阶层的真实的利益差别，以道德理由“团结起来”，仿佛只要皇权政治上宣布“平等了无私了”，不同人群之间的利益上的冲突就没有了。这种小聪明，模糊了民主妥协中的成本边界，从而，令民主的妥协不可能在成本边界开放的情况下，达成结果。这种文化如此深厚，有些马教深度中毒的人科动物，会宣称“社会主义是无差别的社会”。实际上，只不过是自欺欺人。

社会主义因为君权私有的公有制，造成了全民无私表面下最大的人类社会的等级贫富的差别，而且，有人的地方就有差别，就有利益的不同，也就有人与人的矛盾；也就需要有解决矛盾的方法。民主就是解决人类社会利益矛盾冲突的方法，法制法治，是按既约模式批量解决人类矛盾冲突的工业化方式。而社会主义“人人无差别，人人没矛盾”，实际上就是君权私有的公有制封建社会，以皇帝名义宣布：“皇帝面前人人平等，小贱民之间没矛盾”，请问，真的没有差别了吗？真的没有矛盾了吗？社会主义真的均贫富了吗？

正是因为移民中的一些人，不理智地把边界内敛的“移民群体”，延伸到边界开放的“农民工”，变成了开放自治社会户籍制度的门槛，实际上，就相当于低人权发展成低治权，全国权力向特权央治集中，进一步强化了央权控制社会资源；所谓“全国无差别的社会保障”，也就最终演变成“全国无差别的无社会保障”。一旦割离移民和农民工的逻辑关系，那么历史问题按解决边界内敛的问题去解决，这样的城市居民和移民之间的群体之间的对价，是城市群体可以支付的。而当这一边界延伸到整个城市，变成了城市没来头要代替特权利益者支付“城乡历史对价”，既不是城市体制外居民可以支付的，也不合情理。

历史上，香港曾经一次性给超过七千名非法移民给予身份确认！就是这种“成本边界可以控制”的政策的体现，尽管，这七千名新市民，对香港一点贡献也没有。在中国走出城市历史循环的和平努力中，移民群体尽管不是重要的城乡三方利益体中任何一个，（市民，农民，特权体制），却是休克效应中城市居民要考虑的“对价”。不过，现在的情况看，似乎在真正对等商讨对价前，全中国的确要经历一次所谓“全国无差别的社会保障”的定制的舆论，为最终演变成“全国无差别的无社会保障”的低人权社会演变的趋势。无疑，这一乌托邦的阶段必定以悲剧性收场，到时，中国社会会重新回到今天笔者明确无误指出的如何跳出城乡死亡循环的起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