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中国患了三种西方老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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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自由自治市场经济去特权化

时间： 2009-09-11 20:36:19

未富先老的少年中国患了两种老人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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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认同“国民没有忠君爱国的天然义务”，即《接受人权普世的价值观》，那么，“爱国”就是国民用作交换《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责任》的筹码。难道，这不正是“国以民为本，民以国为家”吗？正是温总理的引用朱熹的一句话：“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假如不是朱熹后来又泡制出雷霆雨露君恩说，笔者也要说这姓朱的，和孟子一样有种。

对于开明当权者来说的《民主宪政五步路线图》中的第四步《由枝及干建立民主社区》是最重要的，也是避免“民主化就是暴乱化”的最关键要点。原因在于，提供了一个代表基层民众利益的社区代言人，以集约议价的方式，（时髦用语称团购），提供了君权与之议价社会利益，实现《逐步人权授权集约》的社会权责交易。从而令执政者合法化，大大加强了执政基础，降低了政治成本。

同时，由于公平自主的政治权责交易，即《与民约法》达成的社会权责契约，以《法制法治社会的》，独立于社会利益博羿的各方的司法独立；令这些已经有了利益保证的社群，不会响应与已无关的《社会暴力冲动》，从而起到了暴乱防火墙的作用。因此，民主社会不但能够大大强化一个社会的统一，而且，更大大强化了这个社会的和谐程度。在这些社会里，暴乱、混乱、暴力，不一定会完全消失，但终归只是在小范围内出现，并在较短的时间内消失。这就是《自治社群相当于社会动乱中的安全水密舱》的原理。

在公民社会里，自由结社的目的，并非和皇帝争权位；而是集约同一社会阶层的人士的利益诉求，通过政治议价，（中国称为政治协商），通过议价交易的形式，提供政策和法律修订，对于维护国民利益更有针对性。按地区划分的“社区自治”，只是自治中较易管理社会福利的一种形式，构成公民社会的民意基础；也就是民众利益反映的基础；而不是，民众的“道德基础”。注意两者的区别。

自由结社最常见的有宗教社团，职业社团，资方利益代言身份的行业议会，劳方利益代言人的工会，行业从业者协会，象美国的医生联合会，律师联合会等等。这些社团从各自的利益立场出发，申诉各自的利益观点，如果行政权力不介入的话，将最终按照《力量平衡的方式构成利益谅解的妥协》。

行政权力不介入民间利益博羿是很重要的。否则，无论是偏向那一方，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100多年前的美国，与今天的中国一样，“发展是硬道理”，政府介入劳资双方的纠纷，按今天张五常的古老思路，压制劳动者权益，以减少企业成本，自以为提高了竞争力。结果，导致了与今天中国类似的差不多的《1929-1933的大萧条》。反之，过分偏向劳动者，则令资方萎缩并退出生意，造成了北欧社会沉重的社会负担和缓慢的经济发展。

相比之下，中国的问题最复杂而严重。一方面对于《特权工人》是过分倾斜，甚至搞出了《通铁黑社会暴行案》而不知所措。另一方面，又过分偏向资方，象张五常等人建议的那样，无情压榨《体制外劳动者》的权益，“降低出口企业劳动成本”。**导致美国大萧条的“为资本家服务”，和导致“欧洲停滞”的福利陷阱，这两种后工业社会的老人病，同时发生在“永远都是初级阶级”的大穷国中国身上，还要再加上《计划生育》搞出来的“未富先老”，**真是他奶奶的代表了全人类的傻逼的先进性。

体制内外的国民待遇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任何倾向劳动者的政策》最终都以牺牲体制外劳动者的方式服务于《特权工人的小小利益》，任何《民粹道德口号最终全部强化了特权利益》；并由官僚贵族收上最大比例的手续费！从而强化了《官民二元》的社会结构，令《体制内外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原因在那里呢？就是因为国内禁止自由结社，并实行主要用于钳制体制外人士的《舆论管制》，令体制外的庞大社群，失去了利益代言的机会，剥夺了体制外人士的社会利益的议价权！从而，构造了一个庞大无比的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利益体，却以为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这样一来，让老百姓如何还能爱这个压迫奴役自已的国家呢？难道不知道，老百姓作为《被统治阶级的命运有多悲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