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医改 公费医疗 平均寿命 曾其毅 看病难 看病贵 生命无价 治病 医疗保险
目录： 自由自治市场经济去特权化
时间： 2008-03-29 23:13:02
任何权威本身都不构成实证；也不构成“证据”，除了宗教以外；
中国传统文化没有逻辑，甚至没有概念；
了解死亡如何来临；失代偿的突然性；
一些中医文学卫道用“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Medicine,EBM）”之“证”作为中医是实证科学说，并没有从实证科学的定义出发，却是把实证科学的“实证”，归为某一创造人的权威先知为证；注意这是宗教手法，同时剥夺了个人价值的判断权；再从某一段先知语录中，找到与中国辞海形音义相近的某一个字，就声称是中国发明的……，这类牛皮爱国主义原以为是中国文化的特长，后来发现韩国也有这类嗜好。
如此先知格言的逻辑（如果还能称为逻辑的话），可以考证出中医创造了地球生物！或者中国传统创造了地球！（笑笑）。现在可以回顾，为什么笔者会首先排斥权威作为“真理标准”？为什么会首先阐明中国式诡辩？并不是“权威”水平低，而是任何权威的本身，都不构成实证。不澄清这一条，就会陷入**“科学真理标准”就是“对权威的心理研究”**，当然是没有结果的。
与这类中医哲学文学大师汉译形意思维方式太典型了，读者欣赏他们的文学艺术时，还是了解一下《实证(proof)和疑证(evidence)》和《议论/论证文三要素》，方知循证医学（EBM）是否是“实证科学”？很遗憾，循证医学是一种施治为辅助的诊断方法，不是实证科学。医学的实证，仍是解剖和双盲！这个例子可以以看到，我国传统文化中人，岂止是没有逻辑，根本上就是“没有概念”！
人过而立而近中年，死亡似乎离我等还是很遥远的事情。至少，自已仍能跑万米，能游泳至少三千米，能卧举１００公斤，心动图检测没有代偿增生。体育锻炼的条件改善了，感觉身体力量速度甚至比年轻时更为矫健。年轻时修《诊断学》曾经给吓了个半死，总感到自已得了N种绝症。现在反而是宽心了，如果现在还没有发现诱发癌症的慢性病，（象长期胃病->胃癌），多半不会从天上忽然染上什么绝症。
但是与中学老同学联系，却发现已经有三个别世而去，死亡，真的离我们很远吗？一个，海归，是胃癌，留下一妻一女；一个肺癌，孤身一人，留下白发人；最后一个，是中学中关系一度相当密切的同学，一度共同经历了一些艰难的岁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什么毛病，居然，在一年前就已经抛下妻女去了。死亡，离我等，似乎并不真的那么遥远。
实际上，自然的死亡，离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并不遥远。我敢说，除极少数以外，大多数未老先逝者，在最后一刻来临前都不会意识到，原来自已的身体早已经是以代偿的方式，进入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即使是真正老逝者，可以说是大同小异，真正知天命敢对预见死神来临一刻早作准备者，对于中国文化中人来说，可说少之又少。不信，问问自已，也问问别人，有几个是主动买了人寿保险的？
人体实在是一台非常精妙的机器；它在某个器官遭受致命伤害后，仍能以代偿增生的方式，维持大致平衡的身体机能。这个时间，对于乙肝感染者来说，可以长达３０年，对于先天性心脏病患者来说，也长达２０－３０年；肾功能在损害超过２５％以前，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主动脉瘤在形成夹层前，几乎毫无症状……。（当初学习这种病时，笔者不由自主地感到胸痛！）。
象所谓“癌魔”也是人体自我保护的一种功能，癌肿会释放一种a+化号信号，抑制同类肿瘤在某他器官扩散；一旦主体癌肿被切除，几乎在所有情况下病人都将面临大面积的“转移”。这是2007年最新的医学发现之一，也是广泛的治疗经验；尽管还没有被更多的旁证实验所证明。不能完全确认其必然性，（个案疑证已经是无疑的），那是因为现代医学的验证标准，那是远远高于中医的。
无论如何，人体的代偿功能终归是有限的；在代偿的尽头，就是失代偿。表面上看来，病人是在短时间内无可挽救地逝去，而事实上，身体早就已经尽力抵抗了不知多少年！这就是许多人一辈子没进几次医院，临终前的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原因。笔者到现在还没有一次滴注；上一次躺上床的“病”已经不知是多久以前了。或者有朝一天，真的会是第一次进医院，也是最后一次
现代医学和粮食供应过剩，令第三世界平均寿命达到60岁
人体强劲的代偿功能令60岁以下的疾病不易浮现
国家包起“预防”成本是不低的，要么是没有效果的
不计成本的医疗，不是令个人因病致贫，就是让社会因病致贫
在蛮荒的年代，人体对于寿命并没有那么奢侈。有证据表明，荷马史诗时代的大英雄们，平均寿命只有25岁。而无论是克努马鲁人还是尼安德特人，几乎没有发现有超过20岁的遗骨。直到1950年以前，中国成年人的平均寿命，也只有40岁。在这种情况下，人体的代偿功能大致是完全足够的，对于一个只有极少数人活到60岁以上的时代，操心如何治疗癌症，纯属多余！
古代的成人寿命在30-40之间，担心是否需要限制乙肝感染，那也是瞎操心！只要消除传染病的大面积传播（瘟疫），没有大面积的饥荒，成人的平均寿命正常情况下可以延长到50岁以上；如果有抗生素而没有太多的抗药性出现，（即抗生素的滥用），这个平均寿命大致可以达到60岁。这就是新中国几十年，为中国带来的进步。同样的进步，也出现世界各地，包括非洲最穷的国家之一，象津巴布韦。
官方的统计中国比非洲还是要好一点的，平均寿命达到了 64岁了。因为毛主席的中国还有朝鲜古巴这些国家，有特殊的国际统计待遇，总是自已给自已打分。有谁企图作第三方调查，不是间谍罪就是给判个泄露国家机密。但钟南山仍在十七大漫不经心地捅穿了这层假话，因为，这个统计是在最发达地区的周边农村城镇作出的统计。如无可信的铁证，笔者倾向认为毛中国甚至今天的中国，在世界上平均寿命比较差的国家。
按目前中国农村和城市贫民的营养情况、儿童保健水平，传染病控制（做得不错的），抗生素普及等因素综合起来，估计，落后农村的平均寿命应在40-50岁之间；一般农村平均寿命是50-60岁；城市贫民由于有集约化的基础营养保证，大略可以达到60岁。大城市接近70岁，几百万公费医疗的政治贵族在消耗了中国大部分医疗资源后，人均寿命方面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可以达到80岁以上。
人体强劲的生理代偿功能，在帮助人类存活了几百万年后，对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却成了麻痹自已的利器。很大程度上，只要不是到了最后时刻，任何人只要“意志坚强”，带病坚持歪歪，几乎都可以认为自已是没有病的。今天，许多人在呻吟个人家庭因病致贫，国家没有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不过是平均主义的另一种咆哮而已。
平心而论，如果所有人都是在最后一刻才住进医院，即时抢救成功的机会只有10%，五年生存率不超过百分之一。这时侯，国家是不是有医保，是不是有公费医疗，完全没有太大的区别。让国家包起来要花极多的钱，（也就是对个人加极重的税），并不会延长国民寿命，充其量是国家包了从太平间往殡仪馆的打包费。为什么现在公费医疗不能覆盖全国？原因无非就是钱不够花嘛！
国民的健康水平不在于“急救全包”，而在于平时的健康跟踪，也就是所谓的家庭医生（即全科医生,内科医生，physicians），或者说社区医疗的作用，小病发现小病治。真的变成真的病，国家既包不起，大部分也是没得治，治不治差别并不大。公费医疗者的生存期长，主要是因为他们有定期的体检，和对初发疾病的几乎无限制的治疗补贴。这是公费特权工人阶级，把自已的“长寿”建立在国民的短命上了。
但是就算是国家包起社区医生，由于代偿期几乎是没有症状的，所以要做到小病早发现，成本就远远比目前医改的预计的高得多。举个例子说，中国大约有一万多心肌病患者，他们的大部分自以为是没病的，甚至有些还从事体育。国外的一个例子是尼日利亚足球队19岁的卡努，转会AC时发现将不久于人世，不知现在死了没有。类似的还有脑动脉瘤，无论如何社区医生，没事总不能一个个做脑血管造影！？
这些病人每年大约有几百人胡椒粉一样死在各地医院的呼吸科，死因通常填“肺积水，呼吸衰竭”——>心脏衰竭肺动脉没血供应，能不呼吸衰竭吗？这些随时会死的“正常人”要检出他们的心脏病，谈何容易？所以公费医疗的“防病”实际成本，比医改专家或者传媒明星的估计，是大得多的。相应也意味着，就算是全民包起“预防”，成本也是不低的，要么是没有效果的。不计成本的医疗，不是令个人家庭致贫，就是令整个社会人人致贫，倒是“均贫富”的好工具。
国家包起医疗“全民医保”只能是昙花一现，入不敷出结果更糟！
医疗服务被禁止合法收入，只能靠拨款和药品政策
西方医疗是（社区＋保险＋专科医院）三位一体的健康服务体系
中国学者光是指责西方专科医院“贵”！不谈社区和保险让病人消费并不贵！
中国医生没有正当收入，医疗服务质量就不靠谱了
中国医患矛盾剧烈与必须失落的临终消费密切相关
对于那些最后一刻的发病，无论是平民还是政治贵族，如果不是个人因病致贫，就是国家因病致贫。瞧，假如不是因为无限制地为了让政治贵族有普遍活到80多岁，小百姓会看病难看病贵，到60岁上就看着上帝等死吗？这就是国家因病致贫的现实例证嘛！所以指望“国家包起来”，如果不是变成民粹的政治得分，就是昙花一现的仁政，不出十年比原来还糟糕。这就是英国公费医疗走过的路。如果不是迷恋“马克思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知半解所谓北欧的社会主义，不难理解“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对于个人而言，对于大病巨病的死里逃生，还要不“因病致贫”，无论是今天还是末来，有钱没钱，都不要抱这个期望。没有钱的，什么也不用想，有钱就花，活个潇洒;有钱的，花点钱定时体检，有针对性买买医疗保险，自家人买点人寿保险，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只不过，在中国，就算是这样一条最简单的路，也没有办法走得通。
中国的医疗体系是为政治贵族的寿命优越性而存在的，然后以最低的成本维系整个社会的医疗需求。具体做法，就是取消医生收取诊金的权力，医生只能从治收费，不能从防病的服务上收费。治疗的项目也被物价局按照“设备费用成本”限制，根本没有考虑医生有差别的医疗服务质量。此时不妨对比马克思“价值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和能够体现医生专业价值的“交换创造价值”。
笔者曾经几次尝试做预防保健性的检查，结果，期望看到可提供高治疗收费病人的医生，总是把笔者“轰”出医院，开的是什么药呢？呵呵，都是些中药里安神定惊的方剂。现在倒是有了体检中心，体检套餐，但是检查项目泛泛而论，与笔者后来挂接的全科保健医生差之甚远了。至于社区医生，就更糟糕了，他们似乎只是知道胡弄中药，再开几片阿斯匹林，另加几盒抗生素！
国外那种以家庭（社区、全科）医生为核心的医疗保健体系，被一些别有用心的利益群体，通常，也就是某种政治贵族，声称是“不能照搬西方的医疗体系”，“医疗不能市场化”，而一语否定。至于与全科医生配套的第三方医疗保险体系，更是成了资本主义没人性的“医疗商业化”。
西方医疗是三分一体（社区全科医生（physicians）＋第三方医疗保险＋专业医院专科医生(doctors)）的体系。中国计划经济的“医疗卫生”思维，让中国官方和民间，大体上只是看到了分量最轻的“专业医院”，其中绝大部分是商业性盈利医院，而把前两者最关键的控制“医疗需求”的社区医生(physicians占80%)和第三方保险，忽略了！
斩掉了前两者的需方角色后，中国良心人士一起声讨“西方专业医院看病贵”，简直令人感受到愚民工程的伟大胜利了。顺便一提，咱我国海龟滚回中国啃老前，一般没有资格享受前两者服务。那常常是人家的户籍制度。（笑笑）。结果，这些“到过西方的中国人”，回家传经：西方看病特贵！（再笑笑）
在中国，病人就算有医学知识，希望没病防病，也是不可能的。中国医疗体系不准收医生诊金，如果不靠治病，医生靠什么活？大病重病，总是某种大数个案；也就是出现的机率都很小，但是呢，一旦出现，就是一个天文数字。目前一般的重疾治疗，除了用中药胡弄人，都需要２０万左右，或以上；自然，中药也是有成本的，另一个传统瑰宝，同等标准疗效不比中药差，叫气功的，还一分钱不用呢。
不过当很多人对气功这种伪科学，寄予传统瑰宝式的希望时；某大党却对万余老弱病残静坐南中海门前竞日“练气功”，而没有落下一个纸片，（可见车轮子方法当时还是挺希望被招安的），某大党却慌慌张张地用西医的疗效标准声讨其轮子气功不人道。如此逻辑无论对错，倒是完全适用于将中医打进十八层地狱！某大国政治驾驮道德标准后又驾驮科学标准，日后估计很令历史学家玩味。此处不提！
中国“病得起”个人现金财产在1000万以上；
中国人病不起是因为缺乏大数偶然的风险产品
中国医疗保险因为公费（特权）医疗被牺牲
中国因为“贵族有病”而“国家社会致贫”
中国将商业医疗保险的国民消费，变成了事实上的税收
中国商业医疗保险实际上被禁止了
****假如一个人的家庭分配到个人的现金财产在1000万以上，大约可以承受这样的多种类大数个案的风险，毕竟，同时出现几种高风险病在一个人身上的可能性，极少，至少，同时出现在一个活人身上的可能性，几乎没有！如果你的财产在100万以下，那么，你的现金头寸，就已经开始难以支付家庭成员这种大病风险了。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就是因为国家把医疗（对特权阶层）“包起来”了
而事实上即使是大多数中国“中等阶层”，家庭财产只在20-40万元左右，对于大病的承受能力，基本上就是在极限；真的家庭成员有病，又没有医疗保险产品，差不多就是等死！许多人狂热要求政府把看病包起来，其实，政府是不可以包起来的，一包就变成了政治贵族优先，小民百姓看病更难更贵，这就是今天的结果。
大数个案的风险化解，依靠的是一百年前美国人的一项伟大的商业发明，叫insurrance，中文名人所共知人所共厌，即“商业保险”。通过商业保险，就把大数个案的个人风险花解成个人的消费选择，这才是中国解开医疗体系死结的根本钥匙。不过，它的要求是医疗、保险两个行业完全市场化，完全“照搬西方的体系”，这一点，在中国不很难做到。真正市场化的保险公司，而不是“做大做强亏损国家担保”，将弥补中国大数偶然风险需求的缺失，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事实上就算老百姓有钱，希望通过在中国购买医疗保险化解大数个案的患病风险，也是政策限制成不可能。因为，公费医疗的社会成本太大了。这是让政治贵族避免“因病致贫”的结果。不得不让现在叫社会性保险的“医保”承担本应是国家财政所承担的。结果就是，如果不是国家因为贵族“病”而致贫，就是老百姓因为贵族“病”而致贫。这就是国家包起来（公费医疗）的必然结果！
目前主要是面对大批前国有雇员，满足他们在职离职者看病消费补贴要求的，一种名叫保险实为公费医疗仿制品的东东；一种给钱的人极少用来看病，看病的人极少给钱（国家对前国有雇员的医保投保费用大面积欠帐）的制度，消耗了大部分中国公立医院和医保的资源，（卫生部的投资）；等到今天给钱的人老来要看病是，整个医保就没有钱的东东。
这个医保制度的先天不足，具有明显的欺骗性，自然就让小民百姓在职者很投机地逃保不保。国家为了把社会医疗保险需求的消费资金向医保驱赶，（等于把国民消费变成了抽税），整个中国社会，不但“医疗绝不可以市场化”，连医保“也绝不可以市场化”，商业医疗保险，事实上被取消了。有心者可以注意一下主要的保险项目，特别是消费类的都会有一行注解：“商业医疗保险范围保险用药范围不得超过医保！”这算什么话呀！小百姓就算你有钱有这个意识，希望买保险避免自已大病没得治，也是无路可逃无处可买。这就是中国！
自然，也没有几个中国人真正意识到，在最后一刻，在医院中的努力，除了烧掉自已终身积蓄中的大部分，很可能还要搭上第二代青壮年家庭积累中的主要组成部分。患者如此慷慨消费的结果，无非只是插满管子熬最后几天，几个星期，或者，象哈尔滨天价案中那个那个自以为很牛的翁家少爷，让老头子挨了几个月，结果几乎就是清一色的无力回天。
对此在《无法逾越的伦理陷阱，医改必定失败》中，很详细的阐述。对所有人来说一辈子最大的一笔钱，当这样一次大款的消费者，那是没有丝毫的幸福感的。中国医患矛盾强烈，与这种消费的代价和失落感密不可分。医院方面，显然是传统文化道义要挟下的弱势群体。
老百姓莫如活个痛快，病不起等死！
公费特权利益者不一定感到更幸福
公务员和国企特权雇员是暴利暴富阶层
公有制和公费医疗带给体制内外的人都是痛苦
老百姓“含辛茹苦一辈子，积下几个钱，去死！”
医用券相当于发了人一些人头津贴，和看病没有鸟关系
有统计显示，中国人老百姓平均40%的家庭财富，花在生命最后两个星期，毫无意识地躺在医院里等死！换言之，如果愿意把昏迷的那两个星期的开销在平常花个干净，宁愿“病不起，等死”；对于中国老百姓个人来说，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好办法。说不定，由此带来的寿命效益，会远远超过那两个昏迷等死的星期。
有一个统计表明，上海2007去世的平民病人家庭中，如果没有公费医疗，在患有严重疾病进入医院的最后一个月，平均消费21万元，而自已的人平均积蓄只有8万元，子女提供了13万元；此病人在此前所有的医疗有关平均消费中，却只是16000元。如果有公费医疗的中下家庭，平均费用23万元，报销15万元；自已和子女另外消费8万元；此前个人与医疗有关的消费平均是3万元，报销额6万元。
这个民间统计的数字也许不太准确，但至少反映了一个现实，那就是更有价值的日常健康消费偏低了，最后一刻送终的救命消费比例严重偏高。另一方面有公费医疗者的消费水平，远远高于普通平民。尽管这些人并不一定感到更加幸福。这些外界羡慕的“特权分子”，拿着一大迭发票求爷爷靠奶奶报销，大体只是报了一部分；行政特权的腐败就是这样来的。
但是这些人照样跟着体制外的人骂“看病贵，看病难”。没有了市场和个人消费成本的约束，这种看病难看病贵，只不过是中国人为自已不能腐败而义愤填膺的正义感而已。公费的体检尽管购买的时侯很昂贵，但是除了对领导的金躯特别留神，其他员工如果不是狠述那疼那疼，根本就是没有医生真正挂心。
所以有“公费”经验的姨娘，都是述说千病万疼的演员；此时就已经不是“体检”，而是滥用体检资源看“不是病的病”。这种消费，如果是由个人向家庭医生购买健康服务，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和更高的健康生活水平。由此可见公费医疗或者说公有制，是一种大家都痛苦彼此相仇恨，损害了就业损害了发展，每况愈下的制度。
如果说从前是对公务员相对私营企业主和外企雇员的“低工资”的补偿，今天，朱容基以后，这些公务员就算从工资上算也是高薪阶层，以医疗为代表性的福利水平，更为“暴利阶层”了。如果用一句话代表普通百姓在医字上的状态，可以这样说，“含辛茹苦一辈子，积下几个钱，然后去死”！
有医改专家推荐“医用券”主张，本意是好的；但是“医用券”方案显然行不通。因为，对于中国许多普通百姓来说，叫嚷看病难，只不过是要求增加收入的代名词，真的把医用券发到他们手里，他们就会找个中介机构兑成现钱当成另类收入。９０年代内地工业城市大批国营企业工人下岗而公费医疗还惠及他们时，许多人就是靠“看病”去获得额外收入的。
对于这个结果，不妨参考现在一些人用医保卡刷卡假买药真套现，以及苏联私有化时代，几瓶伏特加就换下几万卢布的“私有化券”，今天俄罗斯那些个寡头，就是这样来的。医用券的主张，虽然部分源出于社会现实状况，却根本上是错的；错就错在，以媚俗的方式，把方案的结果定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群众呼吁”。
医用券的方案，如果实行，就一定要预备接受这样的代价：它在5-10年内不能令穷人看病更便宜，而是更贵；同时由于穷人廉价兑现，造成大量食利的新富裕阶层。医用券的效果，相当于低效率发了一些人所共有的低保。或者，相当于消费券，倒也不完全是坏事，如果可以挤压掉政府一些蛀虫开销的话。问题是，发了医用券，和裁撤特权减少行政费用，有直接关系吗？
医改的目的不能为了解决“看病难看病贵”
医改的目的最有效恢复劳动力，提高社会劳动力的成本效益
先轻后重是战场/紧急状态下的救护原则；唐山地震的惨烈教训；
“生命无价”看东西方传统文化对中国政治的钳制
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民粹，就有什么样的政府
医改方案的目的，不能从收入角度上定为“解决看病难看病贵”，这可以作为医改的结果，不能作为医改的目标。医改的目标，应该是另一个：“最大程度维持、恢复全社会因病折扣的劳动力”。医疗体制的目的，不是为了治好所有人，而是要优先治好，从社会生产力、消费力角度上看具有最大恢复价值的患者。不是生产力而是消费力的最大化才是真正的社会进步。
举一个例子极端状态下的例子。军事上战地军医的作用，也不是挽救每一个伤员的生命；而是以战斗力最大化的原则，优先挽救最有可能恢复战斗力的伤员。战场救护和野战医院抢救，许多人所不清楚的一个原则是：从轻伤员开始优先抢救；这是一条“冷血的，残酷的”（有网友这样骂），但是拯救了无数性命的紧急救护科学规则。违反“先轻后重”的抢救条令的代价是沉重的。
众所周知的，唐山地震区区7.8级，死亡24万，重伤残废25万；其中很重要的人祸原因，就是当时抢救是按重者优先。由于唐山地震时中国军方的低素质，结果，重伤员抢救既费时费力，预后极为不良，大部分几个小时的手术无非是延长几个小时的生命，不做手术也许还活得长一点；而轻伤员由于延误，轻则成了重伤员，重伤的术后几个小时就“好了”，变成了死的伤员。
战场上是这样，和平社会上也是这样，把主要的医疗资源放在无法恢复社会生产、消费潜力的大量老者身上，而放任大批儿童、青壮年因病而废，因病而亡；或者把大量的公费资金放在极难根治的器官移植类（生存费用高，生存期短）病目、而对一些急病急治的病任其死亡。同样，是对中华社会的人祸，是犯罪。所谓让百姓看得起病，从头到尾，命中注定就只能是一个特权的谎言！
战争或紧急状态时期，“先轻后重”的急救原则，是因为医疗资源作为“战争成本”之一是有限的；却不等于在和平时期，医疗成本就是可以无限量不计成本“按需供应”。医疗在日常社会，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仍有成本约束。医疗的资源永远是不够用的；“生命无价”的结果就是“特权者命金贵”，草民者贱命无助。此乃寻租腐败原理，或称“短缺原理->特权化趋势”。
那么我们可以评估，有多少中国文化中人，能够实事求事面对“医疗是有成本约束的”，“生命是有价的”；有多少中国人能够接受“生命在市场经济下的不平等”，而不会接受“生命特权化的不平等”。号称人人平等的毛主义中国，老革命如毛炀帝，大体上都可以营养丰富地活到80-90岁，还是烟酒不戒。而彼时能够得到几片抗生素救命的“国企特权工人”有几个？更不要说农村毛主席的亿万贱民了！
试问在这样的国民文化后，如果“先轻后重，生命有价”的“冷酷”不能成为社会共识的话，据此而医改的“领导人”，会有什么下场？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政策！既然中国文化仍喜欢“生命无价，人人财富平等”的民粹，而此民粹又可以令领导同志“生命金贵”，人性本私！换了谁上去，会不做毛炀帝？难道改信了上帝，毛炀帝就成了蒋中正？
一些深受传统文化和毛主义洗脑的“民主革命派”，不知出于什么用心，竭力掩盖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政治现状的决定意义；鼓动民主人士利益青年学生的幼稚徒劳地“反政府”，（nothimself）。别说“政府”是一个不可迅速改变的现实，就算能够搬倒今上，在这样的文化土壤上，难道会孕育华盛顿？“生命无价”的观念，难道是ZF洗脑的结果吗？基督马恩毛孔儒，所有这些信仰，那个不是利用此等民粹不亦乐乎做五毛的？
如果不是从最坏的恶意去揣测这类良心斗士，那么盲目的信仰将他们洗脑，可能是更合逻辑的解释。笔者文《人，性本私》，一篇完全是科普性的老文章，居然给密了，除了狂热信仰“反进化论”的良心编辑个人行为，绝难有合理的解释。一些信仰者狂热要求别人反政府，笔者倒是要提醒，企图控制中国人思想的，并不仅仅是政府。那种理性主义者没有这种追求，就不是理性主义者了。
医疗产业服务是有成本的
不谈市场化却谈“取消以药养医”，看病更难更贵而且淘汰便宜有效的大众药；
市场化是指政府不干预医疗竞争，保留对公共医保社会保障的开支（另题）；
不完全的市场化，等于收了税补贴贵族特权；
政府全包医疗即公有制；这是不完全的市场化的必然结果：
公有制是行政淘汰了民营医院，是国进民退的一条战线
从李玲廖新波的反市场fans看，拥护文革社会主义的“人民”是不少的
医疗产业服务是有成本的，是任何道德理由不能掩盖的真金白银。“生命无价”的医疗需求是无限的，人类社会能够承担的医疗成本是有限的。根据前文《中国医疗行业的现状》，由这种生存状态的素描，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上一些外行人士如雷般的文盲呼吁，只要不是站在医疗产业完全市场化的立场，都是无的放矢、有害无益雪上加霜。
将我国目前的医院分成第一部分是顶尖级的综合性医院（世界罕见，消耗了大部分医疗公共预算），第二部分是世界级的专科医院（西方有一些）；三部分是每况愈下的公立二三甲医院（中国特色），第四部分是私营医院和诊所（西方主力）。目前的医改对这些医院的影响是各不相同的。
１）不让医生按诊收费，却要求取消以药养医；
对于第一第二部分的医院，没有影响，不会影响他们的收入，也不会令救医的费用变得便宜点。如果你是公费医疗的贵族不用太担心；如果没有公费医疗待遇的人，却希望废除以药养医，医药分离就可以便宜点看一等三甲，倒不如马上自检确诊是否白痴！至于第三四部分，取消药费附加而不让医生成为自由职业人士，等于强令他们关门。结果，就诊需求只能进一步集中到第一类医院，减少了供给，后果是什么？看病更难更贵；而真正便宜的药物，则以逆淘汰的方式，从市场上消失；看病吃药，更贵！这一点已经得到市场证明！
２）不完全市场化；为保证缺乏竞争力的中小国有医院不下岗，有限地市场化，补贴国企医院。这就是今天的情况。
以上是作为医疗服务供应者的角度看待这些医院；完全市场化的意思就是政府完全停止资本金的投入；但不包括社会保障和公共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安全的投入。可以预计如果不集中用医保维持第三部分医院，而让第二、第四部分的有竞争力的医院也获得医保定点的话，第三类医院将在短期内关闭；几百万已经不能从事医务工作的医务人员将下岗失业；这正是“不能完全市场化”的真正业内呼声的动力。
不完全市场化情况下，由于政府收了税却集中采购第一类医院的服务（公费医疗），其他医院只能通过提价求生；而穷人由于得不到补助，看不起病看病贵就会越演越烈。因为政府把本应补贴的钱拿来采购顶级服务给少数贵族了。以为市场化就是“政府收了税不负责国民基本医疗保障”，是天大的误解！市场化是对供方的医疗产业的优胜劣汰，政府收了税，就要承担相应的公共医保服务！
３）政府全包医疗即公有制；这是不完全的市场化的必然结果：行政淘汰了民营医院，是国进民退的一条“战线”：
这是李玲等公有制人士所主张的；即除第二类专业技术医院外，政府全包；回到８０年代以前类似今天朝鲜的毛主义时代。听上去很好，但实际上，一来没有这么多的钱，二来投入的钱将主要落到第三部分的烂医院里作为资本金存在；当然，也等于采用财政手段，通过低价倾销淘汰还有竞争力的第二、第四部分的体制外医院。
而实际上李玲的公有制方案，很可能就是行政手段取缔所有私立民营医院（打黑），就象“解放初”顾准国有化所有非公经济一样，将医疗变成国有垄断行业。到时，恐怕国民看病要走后门，还要医疗券“配给”供应了！李玲等人这种方案的实质是用劣等的医疗服务应付普通国民的健康需求，而让落后的国营烂医院免于今天关门。
李玲的“医改”既是“市场不是万能，政府万能”的出处，也是马恩主义文革大跃进的教条。可以预见，实施这种方案，平时的感冒打针吃药会便宜点的，但是要克服抗药素的搞感染用药，和更有针对性的冶疗项目，由于竞争者消失而集中到第一类医院，老百姓是小病不用治，大病呢，看病更难，更贵！
至于民粹高调的广东卫生厅长官廖新波先生，他的愿望就是把全中国人看病的钱垄断在手上，廖大人拍胸口是特殊财料做的人发誓所有医生都廉洁，将医疗行业变成电讯一样的垄断产业；人性本私！公务员自利本能是世界公认的。廖厅长升官发财为人民服务的良好愿望不难理解，倒是追捧廖大人的到底是何种脑残，还是“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却是一个社会学课题。
仇和宿迁卖光的不是资产是呆帐坏帐，减轻财政负担
仇和宿迁型“卖光”将令医疗价格下降
仇和并没有减小公费医疗（需方），仅仅是公费医疗采购自市场供应
仇和方案是分化了“公费医疗”和“公立医疗”供需两组特权群体的关系
公费医疗和公立医疗，是医改最大的利益障碍
代表公费利益群体的李玲廖新波“医改”，是恢复文革的有钱看不了病的计划经济
仇和宿迁方案是让消费者有钱可以看的看到病
李玲廖新波和仇和的方案，都和国民税后应得的“医疗保障”，没有关系
医疗应该完全市场化，国家医疗保障应该公共产品化
颇具争论的宿迁仇和的“卖光”的医改方式，是接近“完全市场化”的取向。仇和的方式显然比李玲和廖新波的文革式公有制更接近于真理，对老百姓不利因素也更少一点。最起码仇和卖的是国企的呆帐坏帐，将减小烂国企对本地财政的负担！但是按照以上的生存状态描述，很容易就可以复原“仇和”的政策将会有什么社会影响。
如果以仇和的“减少政府管理成本”的纯企业管理眼光看医改，就会让第一类医院自负盈亏（这没有问题，他们乐意着呢），第二类医院自负盈亏（有问题啦，有些赚有些亏），第三类医院自负盈亏（等于要他们的命），第四类同样（还好，这时侯可以有部分的社区病源）；结果必然是大量的原国有医院关停转闭。
要达到卖光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国有医院有大量的离退包袱；不剥离根本卖不掉。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原来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二三流医院医务人员还有离退休者，当然会大声声讨仇和的“卖光”政策了。而对于求医者来说呢？由于没有任何政府保贴和商业医疗保险，以化解小量大额的患病治疗风险，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一点没有解决。
仇和的政策，在于患者真正的得益是“花了钱能够真正治了病”。对于有技术有本事的医务人员是一个大解放。同时，放开的需求可以吸引社会投资资金进入医疗市场。所以看病的价格下跌了。这种医改的实质是把政府的国企负担推向社会资本市场，摆况了没有专业价值的二三流医务人员的人事负担。
对于政府来说，由于主要的负担是公费医疗负担，所以减除的只是卫生系统维持投入；并没有减轻预算负担。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保持公费医疗投入，那么强大的权力既得利益层大体上会保持中立，否则，就会用烧火棍投上“关键的一票”。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继续改革”的空间是很大的。仇和方案实际上是分化了“公费医疗”和“公立医疗”两组特权群体的关系。
由此也可见，无论是曾其毅医生直接了当地为医务界请命，或者是钟南山隐晦地重复了曾医生的观点；很可能都只是第３）的结局。单纯加大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投入，结果，只能是令看病更贵；这已经有前博文阐述，不再重复。
显然目前医改最大的阻力，是公费医疗和公立医疗的存在，也是由于前公费医疗利益者，操纵医保倾向性投入的矛盾。这是问题的关键中的关键。以上对以药养医、完全市场化、政府全包政策的清一色不良结局，都只不过是在对前四种医院的存在状态的相应逻辑演绎结果。显然，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关键问题在公费医疗、医保采购而不是其他。
因此，简单的象一些外行的热心人那种形而上学式的道德观指导医改，其结局，几乎不用末卜先知的才能，就可预知其不良结局。同样的矛盾，也广泛存在于象教育这样的领域：为满足国家财政向政府贵族提供的高档教育需求，大量的资金被投入到少数的尖子学校，相反，大量的二三等学校苟延残喘；普通国民就读难，就读贵，读后就业难，工资低。道理，也是一样的。
市场的作用始终无处不在，制约着每一个乌托邦的构想最终变成空想。无论是象茅于轼完全市场化，还是一些人主张的国家把教育包起来，结果，也是一样的。工人阶级的贵族特权无处不在。总的来说，目前无论是李玲的“国家管起来”，还是仇和的“全部卖光”，两种医改，都和普通百姓纳了税应得的“医疗保障”没有什么关系。
差别只是李玲和廖新波的方案，对于老百姓来说是看病更贵，花了大钱还看不了病。仇和的方式是市场定价，花了钱还算看了些东西。中国医疗行业真正的问题，是把两个不同的，互为对手的供需关键性角色要素给重叠了：医院和国家医疗保障基金。医院应该完全市场化，而国家医疗保障，是不能把包袱甩向市场的！更不能牺牲商业医疗保险，否则，无论穷与富，有了大病，谁也看不起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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